编者按——
为推动科斯经济思想的发展和传播，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现推出“科斯思想研究专栏”。本专栏每月定期推送1-2篇关于科斯经济学的研究文献，我们非常欢迎从事科斯研究的学者踊跃投稿，与大家分享研究成果，讨论并交流研究心得。对所录用稿件，我们将给予作者一定报酬。作为专栏第1期，我们尝试推出一篇关于科斯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综述，以飨读者。限于篇幅，综述分上下两期推送。
摘要：罗纳德˙科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学术贡献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科斯本人对方法论问题的论述分散发表于不同时期，可分为两类、四个阶段，既表现出演化特点，也有模糊和矛盾之处。学者研究科斯的方法论思想，主要围绕五个主题：与经验主义传统的关系、假设真实性的涵义、对待理论化和数学化的态度、具体分析技巧和研究工具的特征和实施步骤，以及与其他经济学家和学派的方法论比较等。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明晰科斯的主要方法论术语，分析科斯方法论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在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给科斯方法论以明确的历史定位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走向。
一、导言
罗纳德˙科斯作为20世纪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学术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交易成本概念为核心的经济理论创新；二是坚持研究真实世界的方法论思想。对他的经济理论贡献，学界在持冷淡态度40年之后，对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派和法与经济学学科。对他的方法论贡献，学界的总体反应更为迟钝和冷淡。很长时间里，他都被认为是一位撞到交易成本这个具有开创性概念的幸运学者，方法论思想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或者说，本质上与新古典经济学并无区别。科斯1991年获得诺奖之后，学界扩大了对其思想的关注，意识到科斯研究真实世界的视角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合理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聚焦于他的具体研究手法或方法论上的某个特征，并没有对支撑其方法论立场的哲学基础和历史背景进行深入而综合的研究。
所谓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关于经济学的概念、理论以及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Mark Blaug，1993）。它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研究内容：①经济哲学，即经济学理论分析所体现出来的一般哲学思想——包括意识形态、本体论思想和认识论基础等，是支撑学者进行学科研究的思想后台。②经济学具体方法论，是关于学科性质、意义、研究范围和选题标准等的基础性问题，规定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从业者职责以及理论评价标准等的原则；③具体方法论指导下被直接应用于经济研究的方法或分析工具的特征。对一个严肃学者而言，他（或她）所持有的方法论立场，是关于上述方法论三个层面的主题所秉持的观点或体现在其研究工作中的一贯信念，是其关于科学微世界的“三观”。正如人们对生活世界所持有的“三观”会从根本上指导和决定其生活态度和人生轨迹一样，学者对学科研究所持有的方法论立场也会从根本上决定学者的学术思想实质和发展方向，以及与其他学者或学派的关键性区别。
一直以来，科斯都被认为是一位终生都保持了学术思想连贯性、思想深邃不可简化的具有哲学气质的英国学者。他大体上符合索利（2007）所描述的英国传统哲学家的风格：无意于做伟大体系的构建者，没野心把自己的作品星辰布置成一个紧凑的整体，但他有自己对经济问题的独特观察角度，并形成一条自觉遵循的方法论线索，使之几乎出现在所写的所有著作中。但由于他有关方法论思想论述不但分散而且不系统，尽管他本人在晚年对其方法论思想进行了较多总结和论述，但在不同阶段，他的方法论言论又存在着某种矛盾和含糊，从而很容易使人困扰或被误导。
当然，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在推广和传播科斯经济理论思想的早期阶段，人们对科斯方法论立场的忽视或误解并非全然坏事，因为对科斯方法论的忽视可以使信奉者和追随者不必深入考虑自己的方法论立场与科斯本人是否一致，而只根据自己的理论构建所需对科斯提出的概念和思想加以使用和发展。所以，在学术界，有很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管是主流还是所谓异端，都曾对推动科斯理论思想的传播做出过贡献。
然而，对以科斯为创始人的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和法与经济学而言，忽视或误解科斯本人所持有的方法论立场，就会极大地影响学派和学科的发展。因为作为创始人，他的方法论思想通常会被默认为学派或学科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通过追随者和同道者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与其他各种经济学理论（学派）进行区别和联系的依据。如果没有对科斯方法论思想的正确理解，就很容易使学派和学科内部的方法论立场的差异不断扩大，甚至走向反面。不争的事实是，科斯生前只在获得诺奖前后的几年里，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充满信心，此前和此后，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和法与经济学都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他却越来越表现出对其发展前景的担忧，甚至对法与经济学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的冷漠。究其原因，应该是他意识到学派和学科的发展方向已经与他想要坚持的方法论立场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背离。
对思想史研究来说，科斯的学术地位不容忽视，而要想对其贡献给予一个客观中肯的评价，还必须充分考虑他的方法论思想的真实内涵。更进一步地，对经济学理论发展而言，针对当前的经济学危机，科斯的方法论选择是否是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可行的替代方案？这也需要对科斯的方法论立场做出实证研究之后，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评价。
二、科斯本人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原始文献
实际上，科斯本人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训练，其学士学位是商科，经济学职业生涯的起点是应用经济学，他本人不但表示对经济学的高深理论不感兴趣，似乎也从来没有谈论过“认识论”这样的高深话题。但他的确又深具英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哲学气质，始终都在关注并深入思考经济学中最接近哲学的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他的重要理论文章（参见Coase，1937，1946，1960，1964，1974a等）都包含着对方法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晚年的很多演讲和书评的主题也都是围绕经济学方法论而展开（参见Coase，1974b，1975，1978，1981，1984，1991，1998，2012等），即使在他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经济学人物回忆文章中，也都包含了对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反思（1976，1986，1991等）。当然，从时间和内容来看，科斯关于方法论的思考，在大部分时间里的确呈现出随时间推进而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的演化特点，只是在其晚年，他的方法论思想表述里也出现与其前期观点相互矛盾或者模糊之处。
（一）1930年代-1970年代：重要理论著述中的方法论思想
在《企业的性质》（Coase，1937）第一段，科斯以罗宾逊夫人为对话对象，相当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方法论思想：理论假设既要易于处理，又要真实。虽然科斯在文章中并未对假设的易于处理和真实性的标准给出明确解释，但可以推断，科斯所谓的易于处理性，主要是指学者所使用的假设要便于运用经济学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周其仁，1997）；所谓真实性，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假设要符合生活世界的客观实在。前者保证了经济学从业者之间的交流效率，而后者是理解经济现象本质特征的关键。在这篇最重要的理论著述中，科斯所传达的方法论信息主要有：①对当时的新古典分析技巧持肯定态度，但对选择理论只以方便使用分析技巧为标准持否定态度；②他心中所默认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人、市场、企业等以及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人类行为的某个特征。后人对这篇文章的方法论信息的解读，很多情况下只注意到了第一条，而对第二条所蕴含的更为关键的方法论思想的信息大多是忽视的。
另外三篇重要理论著作《边际成本的论争》（1946）、《社会成本问题》（1960）和《经济学中的灯塔》（1974a），科斯继续使用交易成本这个既易于处理又符合生活世界的客观实在的概念，分析了黑板经济学分析进路的不可行，进一步形成比较制度分析进路和关于普适性理论赖以建立的可靠基础的思想。在这些文章中，他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方法论思考：①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因此必须与生活世界密切关联；②学者关于政策选择的建议必须基于对生活世界所发生事实的考察，而不能基于脱离生活世界的逻辑推演。也就是说，政策选择的基准不能来自想象世界，只能基于真实世界；③经济学要有普适性理论，但普适性理论不能单纯依赖逻辑演绎，要有客观事实作为其可靠基础。显然，科斯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方法论思考推向更高层次，进入到对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这个原则性问题的反思。
（二）1970年代-80年代早期：方法论著述中的方法论思想
之后，科斯在三个似乎并不重要的场合发表了三个有关方法论的重要演讲。在《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1974）中，科斯阐述了经济学与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认为政策制订尽管有其自身逻辑，经济学家在政策制订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但基于比较制度分析思路，经济学家才会对政策制订有正面影响。《经济学与相邻学科》（1975）中，科斯明确给出了自己关于经济学的制度主义定义以及与新古典的罗宾斯经济学定义的根本性分歧。他认为，经济学要研究经济体系运行，必须立足于对真实世界中的具体制度的考察，而不是依据所谓的理性选择逻辑。在 《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1981）中，科斯挑战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而是一门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其理论的主要价值并非是为经济现象提供准确预测，而是要有助于理解经济体系的实际运行。同时，他进一步把自己关于经济学性质的思考推进到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竞争，意识到制度安排会对经济学家的理论选择产生影响。
就这三篇重要文献所表达的科斯方法论立场，无论是与以罗宾斯所定义的主流经济学，还是与以弗里德曼所提倡的主流经济学，都有着关于经济学性质和意义的原则性分歧。从科斯方法论思想的演进特点来看，科斯在这个时期提出这些观点是相当自然的，而且从这样的观点反推上去，它们也是和他以前著述中所表达的观点是逻辑自洽的。除此之外，科斯在此期间还发表了其他一些关于方法论问题的思考，比如，《马歇尔论方法》（1975）、《亚当˙斯密论人性》（1976）、《经济学和生物学》（1978）等，在与上述三个重要文献所表达的方法论立场保持一致的基础上，重点对演绎与归纳、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功能以及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和效用理论进行了反思，其观点也都与主流经济学有着显著差异。
（三）1980年代后期-2013年：方法论思想表述中的模糊与矛盾
如果按照他的思想演化的自然逻辑，或许我们可以预期他会把自己的方法论思考推进到经济哲学层面，为自己的方法论观点找到认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然而，事实是，从1988年他出版第一本重要论文集《企业、市场和法律》开始，似乎变得有些保守，对自己与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性分歧，开始表达得有些含糊和中庸。
在《企业、市场与法律》（1988）中，他亲自挑选收录的都是1975年之前所发表的重要经济理论著述，在序言中，他没再明确申明自己在1975年、1981年关于经济学性质和理论选择标准等的明确方法论立场，也没有说明这些理论性文章与自己对经济学性质的根本性判断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只是重申了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的实质是选择逻辑，从而造成依据其定义经济学分析缺乏实质性内容。但同时，他又说了这样一段最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话，“本书中的论文与其他经济学文献的区别，并不是它们抛弃了现存的如我所说的体现了选择逻辑和应用广泛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它们使用这个理论去检验企业、市场、法律在经济学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Coase，1988，preface:5）这似乎意味着科斯是用他自己正在批评的选择逻辑去解释自己要研究的制度问题。或者说，他是把选择逻辑扩大到制度选择的问题上，而这正是他在《经济学和相邻学科》（1975）的演讲中所明确批评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思路。
在1991年的诺奖演讲中，他开始就说，“承认它们（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存在会转变我们分析经济体系运行和思考经济政策的方式…要使（我们分析经济体系运行和思考经济政策的方式进路）的转变提高我们对经济体系运行的理解，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work）。”如果只读到这样的表述，我们就只能得出科斯的观点是“制度是重要的”，却不能明确看出科斯与主流方法论上到底有哪些根本性分歧。
在第二本重要论文集《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1994）中，科斯虽然收录了1974年和之后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演讲，但在简短序言中，科斯也没有对自己的方法论立场做明确表示，只是谦虚地说，“出版这本文集的愿望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心使然，但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某些看起来并不合宜的人类品质往往可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很快，他又忍不住申明说，“这三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与很多（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持有的观点有显著差别。”（1994，preface：1）
科斯（1988，1991，1994）何以在最能充分展示自己思想和立场的重要场合却对自己的方法论观点表达得有些含糊和中庸，甚至令人误解呢？尤其是1988年的文集和1991年的诺奖演讲，可以说是传播科斯思想的最重要载体，它们甚至是大部分（或者说是绝大部分）学者了解科斯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论观点的唯一途径。或许，作为真实世界中的人，他也考虑到了在重大场合对涉及原则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言论发表与主流显然相悖的观点，风险是很大的，所以采取了某种策略性。或许，他认为自己之前所明确表达的非主流方法论立场有待商榷。
但问题是，科斯在之后的演讲和访谈（参见Coase, 1998，2002，2012等）中，又一反前期的中庸和含糊，表现出呼吁经济学进行彻底变革的激进态度，尤其是2012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Saving Economics from the Economists”，单看文章题目，已经让人感觉到科斯的咄咄逼人。当然，由于经济学的发展是动态的，这种动态的发展，自然也会引起科斯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当代经济学较之以前，的确对数学工具的运用更多也更纯熟，但同时对制度的分析也更多更为深入。那么，科斯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为什么会对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叛？或者说，他在这个时候所批判的主流经济学是不是他所认为的那种完全抽象的经济学？
（四）科斯方法论著述的局限性
从上述分析可知，科斯一生中，从其发表的文献来看，其方法论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以1974年、1988年、1998年为界限的四个阶段：1937-1974年，一方面反思主流经济学理论，并对其加以温和批判，同时明晰自己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理论假设和政策研究进路的观点，开始逐渐思考经济学的性质问题；1974-1984年，集中思考经济学方法论问题，明确提出关于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经济学家的职责和理论选择、反对理性人假设和效用概念等重大而根本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1988-1994，在最重要的经济学舞台和场合，以一种较之前期更为中庸和含糊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方法论观点；1998-2012，在一些演讲和访谈中，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厉批判，呼吁进行经济学的彻底变革。
科斯方法论原始著述的上述特点，必然给科斯方法论的研究带来一些问题：第一，由于他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总体上来说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而较为集中和系统的论述大多又发表在不重要演讲场合或以书评、学术人物回忆的文章中，因此，这很容易让人认为，他本人其实也是不重视自己的方法论思想的；第二，科斯方法论思想的渐进演化性和后期有关著述的模糊性，容易误导研究者陷于断章取义的危险，即通过截取其著作中几段论述进行阐发而不顾及其与方法论整体的内在关联；第三，科斯并没有对自己具体方法论思想的产生后台和过程进行自我阐述，也就是说他的著述既没有关于方法论哲学基础的观点，也没有关于自己如何形成这些观点的思想回溯，这使研究者要想了解其思想实质，就不得不借助于外围的资料来推测和证明他的思想起源；第四，在科斯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总是身处经济学重镇，亲身经历过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各种方法论思想的剧烈交锋，这必然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对论战各方的思想观点进行思考和吸收，因此，他的思想来源应该要比他本人所描述的更为庞杂和广泛。因此，单纯从他本人的论述来理解他的方法论立场，很可能产生某种偏差。
（未完待续）
文章及作者简介
罗君丽，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博士生；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副教授。本文《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综述》刊登于《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133-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