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卫东 浙江大学副校长；科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将刊载于斯蒂文•G.米德玛 著《罗纳德•科斯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
芝加哥时间2013年9月2日下午2点30分，罗纳德•科斯在芝加哥圣约瑟（St.Joseph）医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2岁。听闻噩耗，我非常震惊，非常沉痛。科斯教授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等领域的创始人，是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包括我在内的大批经济学者非常爱戴和崇敬的学术导师。他的离世，在我看来不仅是经济学的巨大损失，也是社会科学的重大损失。科斯的逝世还带给我无尽的惆怅，因为此前几个月，我一直在与张五常教授、王宁教授以及刚成立不久的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仁们一起，筹备原计划的科斯先生10月份访华事宜，满怀希望和激动地期待着科斯先生在期颐之年踏上他梦牵魂绕的中国土地那一刻的到来。但是，这一希望突然间就彻底破灭了！
科斯先生是地道的英国人，后移居美国，而他终生却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度满怀强烈的好奇和深深的善意，晚年更是对中国的崛起以及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并在2008年、2010年两度利用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在芝加哥大学举办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希冀能到中国访问。在战火频仍、社会动荡的时代，这个愿望自然是奢望；而等到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时，他年事已高，行动不再自如。张五常、王宁等科斯先生的中国朋友一直在策划协助他们夫妇俩访问中国的事情，科斯本人也制定了相当仔细的中国行计划，但总有一些因素使他的这个计划一拖再拖。2012年10月，科斯夫人撒手人寰，无儿无女的他在极度悲伤之余再无牵挂，毅然决定再度扬帆启程去寻找中国。我们这些科斯的仰慕者，无不为他的决定感到欢欣鼓舞，虽然难免隐隐担忧他如此高龄是否能够承受长途劳累。然而，科斯先生的热情和医院体检的数据打消了我们的担心，而且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说，万一科斯先生在中国仙逝，这或许正是成就了经济学发展上的一桩美谈，更是科斯先生本人的最完美结局。就在我们为迎接科斯先生的到来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王宁博士却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老人家在2013年8月份因肺部感染住进医院。大家的心情顿时都像浸入冰水之中，变得十分沉重。我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隐隐觉得老人家这次病倒会凶多吉少，因为很多高龄老人都是因肺部功能衰竭而不治。随后不久，我们的担忧被不幸验证：老先生在住进医院不到一个月即与世长辞。
科斯先生的这个未圆的中国之行梦，可以说是他几乎完美一生的唯一缺憾，更是我们这些几乎要看到他在中国愉快生活图景的晚辈心中的深深遗憾和无限惆怅。我有时候忍不住揣摩他的临终瞬间，总觉得他心愿未了，他的灵魂会在终于摆脱肉体羁绊之后，所要旅行的第一站就是魂牵梦绕的中国，然后才是回到故乡英国。
2013年9月8日，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举行了小型而庄重的“罗纳德·科斯教授追思会”，参会的是对科斯先生有深厚感情的学术同道和闻讯赶来的许多经济学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在会上，我们一起追忆了科斯先生的道德文章，研讨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给经济学未来和中国改革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同时也对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所肩负的继承和发扬科斯思想遗产的重大历史使命寄予厚望。追思会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袁亚春总编表示为纪念科斯先生，希望能出版一本有关科斯先生的传记。研究科斯思想多年的罗君丽博士就推荐了这本由斯蒂文•G.米德玛（Steven G.Medema）教授写于1994年的《罗纳德•科斯传》（Ronald Coase）。
斯蒂文•G.米德玛教授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经济学系的经济学思想史学家，同时也是《经济思想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的编辑。他长期致力于科斯思想研究和法经济学研究，就科斯定理、法与经济学以及科斯经济学方法论等主题发表过重要论文，并先后编著出版了《罗纳德•科斯传》（Ronald Coase，1994）、《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分析遗产》（The Legacy of Ronald Coase in Economic Analysis,1995）和《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Coasean Economics: Law and Economic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997）等一系列科斯研究专题文献，是西方世界当之无愧的一流科斯问题研究专家。
本书的英文版是最早的、或许也是截至目前最全面客观地研究科斯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它不仅重点分析了科斯广为人知的最重要贡献，如关于企业、交易成本、社会成本、边际成本定价、灯塔等，更广泛涉猎科斯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的很多生活工作细节，以及其他重要却鲜为人知的学术著作的深层含义，如科斯早年与其他学者一起进行的包含理性预期思想的生猪周期研究，以机会成本思想展开的会计实务研究，还有他长期跟踪考察的广播业垄断问题及其所蕴含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命题，等等。事实上，由于科斯低调谦虚的处世态度，以及他所坚持的经济学研究理念并非主流，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科斯也都只是与被过度演绎的“科斯定理”有关，好像他一生只写过两三篇文章——《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和《联邦通讯委员会》。但是，科斯思想的内涵远非如此。对一个想要真正了解科斯和科斯思想的学者来说，只能通过全面研读科斯先生的著作——包括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品，并了解他与经济学研究相关的生活细节，才可能获得对科斯思想的全面把握，并最终超越“科斯定理”造成的思维定势，真正认识他所坚持的经济学研究立场及其价值之所在。米德玛教授努力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先生活过了漫长的一生，诚然，他留下来的手稿和档案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深入研究。但，米德玛教授的这本书，不仅是最早的，也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科斯传记作品。难能可贵的是，在科斯先生去世之后，米德玛教授得知我们有意出版本书的中文版，还特意写来了中文版序言和后记，进一步详述了科斯先生在1994-2012年之间的学术活动和写作情况，从而使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科斯形象更为全面和客观。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科斯先生的离世，并不意味着科斯现象的结束，相反很可能是新的时代的开始。而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科斯进行研究，或许才刚刚起步。科斯是二十世纪经济学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所做贡献的一部分得到了广泛认同，以至于经济学领域形成了可称之为“科斯主义经济学”的思潮甚至是流派。问题是，学术界对科斯的评价和科斯本人的自我评价在多大程度上是吻合的，是否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最近三十多年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科斯的讨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乱象丛生，即使是科斯主义学派内部，争论也十分激烈。科斯生前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过对这种状态的强烈不满和深深的无奈。记得以前曾经看过一则笑话，说黑白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有一次对参加“卓别林模仿秀”比赛的冠军得主说：“你比我自己更像我。”马克思晚年也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或许是名人所要面对的共同悲哀。试想，这些伟大人物在世之时都无法阻止社会对他们的误解，更遑论死后。
出于对科斯这位伟大学者的尊重，也是对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未来健康发展的责任感，我们这些后来者应该静下心来，好好阅读、讨论、深化科斯理论的各个面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比较统一和内部一致的理解，尽可能还原科斯思想的真实内涵。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认真阅读科斯本人创作的学术文本，还要返回到经济思想史的语境中寻找进一步理解的可能性。如果说，前者迄今为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还很不够，那么后者简直几近空白。事实上，从科斯本人晚年的学术兴趣和一些他花费了很大功夫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学术文献中，我们是可以找到深入理解他的学术贡献的核心及其特点的门径的。如果仔细研究科斯论斯密、论马歇尔以及回忆自己思想发展路径的那些文章，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与古典时代经济学思想的内在联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科斯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学术思想的真正贡献以及为何这么看，也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其原创性的根据，以及对未来经济学进步的重大意义。
我本人早期做过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出于对“黑板经济学”的不满，后来逐步把注意力转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经由约翰•穆勒到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术发展路径。我有一个基本判断：科斯是这个传统在二十世纪的最伟大传承者。虽然凯恩斯也部分地具有这个资格，但他太过复杂，很难简单归类。斯密、穆勒、马歇尔，是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学综合的大师，《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都是体大思精、集前人创见于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学巨著，是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与他们相比，科斯的一生虽然漫长，却没有写出具有类似性质的巨著，也没有开创主流经济学的新时代。就此而言，科斯无法与这些前辈相提并论。但是，科斯的创见，就其深刻程度而言，绝不输于穆勒、马歇尔，甚至斯密。尤其是他理解经济世界的方式，与三位伟大的前辈——特别是马歇尔，可以说一脉相承；他对经济运行与人类社会其他部分活动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明显表现出与这些前辈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在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上，斯密-穆勒-马歇尔的这一可称之为经验主义的传统与另外一个伟大而重要的传统——唯理主义，一直处在某种具有内在紧张感的互动关系之中。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论它们彼此的争论和紧张达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对话的空间，共同塑造着经济学的整体气质。
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倾向于设想、假设和想象某些典型的普遍性世界，从一个抽象的、不存在于任何具体事物中的理论假设出发，去认识、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实体和关系。信奉唯理主义的学者对演绎方法更为推崇，而经验主义者则强调个人的感觉系统所带来的印象、知觉及其所构成的经验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考察各种社会实体和关系，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归纳和描述的方法。从地域上看，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似乎更倾向于唯理论，如重农学派的魁奈、十九世纪后半叶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等。这一系统的经济学家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重视运用数学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大多数持有经验主义立场。首先，在亚当•斯密那里，经验主义方法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虽然之后的大卫•李嘉图大大推动了唯理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发展，但直到19世纪末，经验主义仍然在英国学者的研究中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经济学发展中的另一里程碑式人物马歇尔，长期纠结于究竟是走经典物理学式的经济科学发展之路还是达尔文式的演化论经济学发展之路，并最终把经济学科学化的梦想置于《经济学原理》中，把演化论思想放在《工业与贸易》等著作中。随着《经济学原理》风靡世界以及大批追随者的形式化改造，接近物理学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占据上风，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最后被定于一尊，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则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成为经济学的异端。由于主流的经济学定义从学理上排斥了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合法性，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支柱最后只剩下演绎法一种，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逐渐嬗变为理论内部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当前经济学日益脱离真实世界的事实，正是唯理主义研究方法一枝独秀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开始成长壮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假设清晰（不必真实）、逻辑严密和定量严格。一项研究只有符合这些形式化特征，才可能被认定为是“科学”的。得益于某种知识社会学的机制，这一唯理主义-形式主义传统不仅在经济学中获得了主流地位，而且发起了对其他社会理论的殖民运动，正如这一传统在当代的杰出代表加里•贝克尔所宣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语法”。虽然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做派，遭到了很多社会科学从业者的强烈质疑和反感，但这种殖民的势头似乎还在持续。
正是在这个唯理主义-形式主义经济学独霸天下的时代，罗纳德•科斯顽强地坚守着自己对真实世界经济学的信念，不断发掘和发展斯密、穆勒、马歇尔等前辈思想中被边缘化甚至完全被忽视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并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巨大的原创性为经验研究方法重新赢得了荣誉。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建构起了一种可以有效拒斥社会理论自然科学化的新范式，从而给经济学作为社会理论分支之一来发挥应有的功能注入了新的刺激。随着对科斯的理解日益加深，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在二十世纪经济学理性主义-形式主义排山倒海般的潮流中，科斯一直是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他力图复兴古典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某种具有持久价值的部分，恢复其效力和尊严。科斯虽然势单力薄，但他表现出来的拒绝妥协的精神和卓有成效的创见，足以证明他的伟大。
我相信，经济学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生命力，而它的生命力来自于理解、解释和指导人类整体经济运行的能力。从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发展历史来看，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这两个传统都对经济学的整体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说十九世纪是经验主义雄霸世界的时代，那么二十世纪就是唯理主义独步天下的时代，两种极端的形态与经济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题，这不是一篇小小的序言所能讲清楚的。我个人倾向于相信，无论是通过何种机制，任何废黜百家定于一尊的格局，都不利于经济学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发挥其健全效能。今天的经济学家不应该在两种重要的传统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正如马歇尔早就意识到并试图做到的那样，经济学的方法不是某种独门秘诀，而是兼容并包的武器库，所有武器的存在价值都必须依据经济学所面对并打算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来做出判断。也就是说，评判经济学方法好坏的正确做法，不应该是孤立地、绝对地断定某种方法的是非优劣，而是要联系我们所要解决的那一类问题的独特需要来做出选择。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中进步最快的一部分，当然得益于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采新”和“惟新”。经济学的力量是来自于它历史性地累积着的、不断丰富的分析武器库给后来的研究者所提供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大炮的威力比匕首大，但这并不等于在所有情况下大炮都比匕首更为管用。武装到牙齿的现代战士与赤手空拳的武士侠客，各有各的行为空间和用武之地。
当前经济学已经陷入某种窘境，在部分领域甚至出现了危机，这到底是经济学作为一门成熟科学的整体性危机，还是掌握话语权的那一类经济学在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方法选择不当所导致的任务失败？就此问题，我们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唯理主义经济学对经验主义经济学的粗暴拒斥，却是目前最为严重的不争现实。我们看到，这种做法已经开始损害经济学肌体自我恢复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斯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开辟了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思想范式的新局面，也煅造了经济分析的新武器，这对于应对经济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有效的进路之一。
科斯的工作，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人讨论过，在此我不必赘述。我只想指出另外一点，那就是科斯与中国的联系不能止于其学术与某些具体的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方面，还应该包括他的经济学创新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面。我认为，关于后者，我们考虑得非常不够。中国的经济学在最近三十年里，一直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之后亦步亦趋，很少有自己主导的理论创新。而且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在可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有重大的世界性的理论创新，这与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是严重不相称的。钱颖一教授曾经发人深省地指出，经济大国未必是经济学大国，经济强国也很可能不是经济学强国。中国目前无疑是经济大国，但算不上是经济学大国，将来当中国成为公认的经济强国时，它是否能够成为经济学大国或强国呢？决定两者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到底是什么呢？这是需要经济学从业人员进行严肃思考的问题。经济学的发展取决于学者自身的禀赋、素养以及特别的判断力。我以为，科斯给中国经济学家上了生动的一课，他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我希望，米德玛教授的这本《科斯传》就像罗斯的《斯密传》、格罗尼维根的《马歇尔传》、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那样，能够给读者带来有益的阅读体验，希望它为中国学者提供一个全面和深入认识科斯及其思想的有益途径。
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 罗卫东
2015年中秋于浙江大学紫金港启真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