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柯荣住 教授

时  间：2020年01月08日

地  点：公共管理学院301会议室

内  容：官员遴选中的选择与激励：以明代科举为例

“My view is that hiring is most important;promotion is second; and wages are third”——Lazear (1991)

组织中选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激励选拔人的人？”却是个难题。现有文献对大规模组织的选人实践及其绩效还缺乏系统性考察。而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作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官员遴选制度，为分析“如何激励与监督选人者”提供了独特的经验证据。通过考察哈佛大学CBDB数据库以及作者的合作团队收集的近12752名明代进士及其任官经历（部分）的数据库，这项研究首次从定量上探究科举考试中考官的策略性行为，并评估该种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

通过理论上分析考官、考生和朝廷（皇帝）的面临的信息约束及其策略性行为，作者提出考官从有限的私下照顾同乡学生的行动中获得甄别考生的激励。这种激励方式也许是考官的业绩不可测度、考官的报酬不可签约的情况下一种次优或不可避免的选择。因此有可能即便皇帝知道考官的这种行为，仍然会容忍。而且，在监督技术不充分的情况下，对考官的私下照顾行为的惩罚有可能产生更大的信息扭曲从而降低了甄别效率。数据的实证分析的确支持作者的假说，发现考官在“会试”上最有可能照顾录取分数线“边际上”的同乡考生，在殿试上最有可能照顾二甲“边际上”的同乡考生。

从遴选效果来看，理论上考官的甄别努力越高，进士的平均质量越高。而考官的信息甄别努力与他的甄别行动的回报正相关。通过考察考官可能照顾的同乡考生的规模与考生质量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考官照顾的同乡考生越多，进士的平均质量越高。这与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当然，考官的私下照顾行为是把双刃剑，他的合理与否不是由考官行为本身来判断，而必须将其放在整个科举制度安排甚至国家治理体制下考察。

这项案例研究不仅为理解如何激励“选人的人”提供了某种借鉴，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分析案例，揭示了一项制度的实施，其背后往往有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涉及的行为主体也各有约束，局面通常十分复杂。因此，对制度绩效的分析，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必须拨开层层迷雾，刻画主要参与者的行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