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出处】罗卫东 来英书院
如果从1759年第一版算起，《道德情操论》问世至今已经整整259年时间了，即使是它的最后一版问世至今也已经228年时间。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人类历史的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计算机、人工智能、互联网、机器人、量子通讯等新技术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生活的内容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更新，新的文化、新的制度等等不断被创造出来。在这样一个未来迅速来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还有必要再读两个半世纪以前写出来的一本书吗？
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人们的生活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的变化固然迅速，但是人性的变化却没有那么快，尤其是在人类情感及其表现形式方面，并没有因为技术和制度等外在因素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它的功能的稳定和强大，依然是不争的事实。用于承载感情的手段和工具，变了一茬又一茬，但是情感的内容和性质则几乎没有变化。人类的各种激情，就其种类而言，两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增减。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一仍其旧。基于各种激情及其相互关系的道德情感于是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今天，我们的“同理心”、“正义感、“良心和义务感”，我们的道德判断受审美、效用和习俗惯行影响的方面，我们关于增进自己和他人幸福的德性的考量，与斯密时代相比，几乎一模一样。这种长期不变的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的机理，正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超越低于、种族、宗教信仰、性别而容易达成共同价值的前提。斯密对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原理的考察，无疑同样适合于今天的时代和社会，可以被今天的人类所借鉴。
第二，《道德情操论》把理解人类行为的奥秘引向人类的情感世界，而不是理性，虽然这一运动的开创者是沙夫茨伯里、哈奇逊、休谟等人，但只有斯密是全面、系统和非常详细地对此进行了考察和阐述。可以说，和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前辈一起，斯密把理解社会秩序、解释社会行为、解读社会奥秘的钥匙交给了情感而不是理性，诉诸于人类的情感经验和日常生活形态。这一学术理路在理性主义泛滥导致人类社会陷入巨大困境的当今时代，需要认真地对待，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都有必要好好研读斯密的著作，以便克服理性主义带来的认知偏见。应该说，不同于一般人想当然的理解，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并非道德说教和训诫之作，而是严谨地说理之作，他说的是情感之理，正义之理，良知之理，德性之理。这些理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都值得好好地掌握和运用。
第三，《道德情操论》创作于《国富论》之前，是斯密反复修订的最满意的作品，其中不仅包含了他在狭义的道德问题上的系统的认识，还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思想。这些思想有些是他在《国富论》一书中全面阐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石，有些是则是值得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现代社会科学深入挖掘和进一步予以发展的。仅就现代经济学而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不少论断都可以作为思想资源引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之中。事实上，行为经济学就是带着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基因诞生的，特别是他的创始人弗农.史密斯，本身就是斯密的信徒，他从斯密的思想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资源。我相信，其他社会科学家如果打破学科偏见，也可能从斯密那里获得很多教益。斯密就个人决策的双重人格所展开的分析可以对今天经济学者最为关注的经济学理性基础问题产生重大启发；他关于情感意向性与理性化行为之间关系的讨论，对于我们深入思考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他的同情论在帮助今天的经济学推进博弈论方面应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的幸福论可以对福利经济学的若干基本的论点构成有力挑战；他对个体选择的所持有的怀疑可以对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既定解释产生冲击；他关于情感逻辑和自然逻辑之间关系的讨论对于今天研究经济学中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斯密伦理思想，尤其是他的系统化的同情共感理论，为心理学中的移情理论提供了基础。
国际学术界，在过去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发起的斯密复兴运动，基本上是起因于对《道德情操论》的重新解读，以及对它的一次又一次的新发现。2017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再一次颁发给了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学者，理查德.塞勒因为在人类经济行为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该奖。可以预测，在未来的社会科学体系中，人类行为研究将成为持续的热点。而要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深度的理解，就不能不了解思想史上的先驱，休谟和亚当斯密显然是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要了解和把握未来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道德情操论》是必读的经典。
第四，中国人尤其需要重视《道德情操论》，因为，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与儒家思想体系之间存在十分有趣的内在相似性。都是从人的天性，尤其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演绎社会秩序的原理，建构道德人格的要求和标准。儒家的“仁”和斯密的“sympathy”，儒家的“义”与斯密的“正义与良心”，儒家的“礼”与斯密的“规则与秩序”，儒家的“智”与斯密的“审慎”、“自制”存在着很多可以相互参照的内涵。至于儒家的“君子”与斯密的“有德之人”，儒家的“天”与斯密“公正的神圣的旁观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值得好好考究一番了。我以为，若从思想理论的内在性质和理路来看，斯密本质上可以被视作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儒家”。作为一个从西方内部独立发展出来的迥异于西方主流思想谱系的理论，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及作为其应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西方世界的强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支撑，而与这一思想体系具有极大相似性的儒家思想体系却未能在东方发挥类似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五，以理性和科学为主要圭臬的主流观念，一方面塑造了强大的现代性力量，建构了理性化的道路、体制和理论，另一方面，这一进路又面临着极为深刻的危机，一种基于人性认知错误的总体性危机。这已经是不少伟大的思想家在进入20世纪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的。尼采、胡塞尔、弗洛伊德这些欧陆思想家发起了反思和批评西方思想传统的学术革新，但，这些运动的影响仅限于哲学、文学等领域，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总体上不大，今天的社会科学依然在按照理性与科学紧密结合的实证主义原则发展，其中以经济学最为鲜明。经济学，作为最具有自然科学形式的社会科学，虽然其技术分析的工具越来越发达，数学和计量方法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其成果的形式精确性越来越高，但是对经济活动的把握能力却未能相应提高，甚至，在解释现实人类经济行为方面，在预测宏观经济趋势方面，在应对经济萧条的挑战方面，反而表现得不如人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事务的学问，需要有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而不单是分析技术和方法的发展，经济学在新古典革命以后长于技术进步而弱于理论发展，两者的不均衡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以先进方法武装到牙齿的经济学界在把握现实事务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最近几十年来，不仅经济学，而且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社会学和政治学也开始受到经济学的影响，着力改造其理论假设以便适用于引入定量分析技术和方法，这个做法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经济学中的数理和定量研究运动十分相似，我们既要看到这样做的某些积极的方面，也要警惕他们走上经济学的老路。无论如何，解释力是社会理论赖以生存的生命线，经济学的解释力无疑不断地增强，但总是不能符合社会对它的期待和厚望，也不能兑现它自己的承诺。现代社会科学中，能够像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样做到把握经济活动大势的学者几乎绝迹，这归根到底还是当代经济学界总体上对经济事务的理解深度下降的结果。学习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作品，尤其是关于人性的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科学克服单一理性化和自然科学化的片面性有极大的益处。
最后，虽然，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主旨不在道德教诲，但他的思考、分析、叙述的系统性和融贯性，有助于读者形成完整的道德哲学认知框架，有助于走向道德认知上的自我清明。在这个浮躁的、功利的、变化一日千里的、未来不确定的时代，一种稳定的内在性的道德认知框架的形成，无异于是我们颠簸思维的稳定器，如果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比之于航行于惊涛骇浪之浩瀚大海的一条小舟，那么稳定的道德知识就是压舱石。拥有它，就能让我们立定脚跟、处变不惊，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拥有了某种终极性的认识，则我们就不惧怕任何对我们肉身的威胁，就会拥有坚定、高贵、无畏的灵魂。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道德英雄主义的素质，阅读《道德情操论》这样的杰作，是有助于增进这种素质的。
总之，我个人认为，今天的我们不仅有必要，而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认真阅读《道德情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