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出处】罗卫东 来英书院
《谱系》基于对经济自由主义核心成分与附属成分的界定，以及基于此种定义的分类，对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各种思想体系进行条分缕析的考察，为人们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高度更好地把握经济自由主义这个大家族及其演变的过程，是颇有助益的。不过，对于这一体系如何成功地战胜重商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没有讨论，以下我就此略微做点论述。
一
何为意识形态？不列颠百科全书如此定义：“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从广义上说，意识形态可以表示任何一种注重实践的理论，或者根据一种观念系统从事政治的企图。从狭义上说，意识形态有五个特点：第一、它包含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第二、它以概括、抽象的措辞提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第三、它认定实现这个纲领需要斗争；第四、它不仅要说服，而且要吸收忠实的信徒，还要求人们承担义务，第五、它面向广大群众，但往往对知识分子授予某种特殊的领导任务。”
无论从哪一个意义上，经济自由主义当然都是标准的意识形态，而且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占主流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
正如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并不单纯是因其赖以建立的学理的正确，或因拥有了真理而得以确立。要能够成为运用于实践的思想理论体系，它至少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学理上的正确性（哪怕是部分的和片面的）以及道义上的正当性，这两者常常一起混合在一个经典性的文本之中；其次，必须具有实践上的有效性；第三，存在一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愿意推行该意识形态相关信条的当权者，他们具有影响公众的强烈动机以及相应能力。此外，特定的历史情境也是助推某种经济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经济自由主义取代重商主义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中，亚当·斯密是关键人物，他的《国富论》，是对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学理（道义）正当性的成功论证。在论证自由放任正当性的同时，他毫不留情地否定了重商主义的正当性。在这里，不仅仅是学理和道义，而且修辞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以重商主义为主要靶子的体系性的论证作品，《国富论》综合了直到那个时代，人们对经济生活认识所达到的最先进的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以充满战斗性的话语方式，向重商主义开火。乍一看，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把自由放任主义送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宝座。其实不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从初创到最后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经过了不少于半个世纪的时间。几代人都为此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晚期重商主义者、重农主义者等等。但唯有斯密采用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尽管，后人对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时所使用的理论武器中，居然没有吸收大卫·休谟(David Hume)关于国际贸易的更加简练有力的理论模型而大惑不解，但从结果来看，他的批判卓有成效地摧毁了重商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为何斯密教授的体系能够成功？这是值得深加探讨的主要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体系的理论正当性的来源，以及话语体系的适用性。对于任何希望建立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学术体系来说，斯密的成功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
二
关于斯密的自由放任体系是如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研究，目前尚未见到，我不揣冒昧，就此简单讲点看法。
首先，斯密的问题意识。《国富论》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如果我们只看这本书的简称而不关心它的全名，很容易把此书误解为是一本讨论国家致富问题的书，甚至于有一些人理解为是一国的政府如何致富的书。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的。
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一词之差，内涵及其衍生的含义却有很大不同。
固然，人民总是生活于一个具体的国家之中的，通常情况下，人民自然就是国民。但是，在中国这样国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人们习惯上理解的国家总是指那些管理着人民的政治家或者机关，如君主或者政府。国家富裕也总会被理解为是国库的充实，而不是人民的富裕。认真地读过《国富论》的人都会明白，斯密关心的是作为全体人民总和的国家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财富，变得富裕和强大。
顾名思义，《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要讨论的问题无非是两个，第一，国民财富的性质，以及，第二，国民财富的原因或者源泉。这两个问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对财富的性质不清楚，那么也就搞不清财富的来源和原因。如果关于财富的性质的认识是错误的，则财富来源和原因的认识也常常是错误的。
《国富论》旨在全面系统地阐述一种既不同于重商主义，也不同于重农主义的关于财富性质及其原因的新理论。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理论创新一定会引人注目。
斯密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重农主义，它们的体系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财富”定义基础之上的。他彻底批判和否定了重商主义所主张的财富就是金银的观点，推翻了建立在这种错误财富观基础上的政策主张。对于当时作为重商主义对立面出现的重农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斯密给予了一定的正面评价，但他决心要全面超越这两种思想体系。
斯密的理论创新正是从提出新的财富观入手的。
在斯密那里，所谓财富是一切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总和，不论这个物品是来自于自然界的馈赠，还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也许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的需要主要仰仗于自然的馈赠，而越到后来，人们越依靠自身的劳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财富也就越来越表现为是人类通过劳动而获得的产品。所谓的金银只是作为财富的劳动产品价值的一种衡量载体，是流通的一种媒介，并非财富本身。
基于这样的认识，斯密的问题就很自然地转向，人类如何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并且更好地分配它们。
《国富论》立论的起点正是这种新的财富观。
三
第二、严谨而体系化的分析。既然劳动产品才是财富的基本形态，那么一个国家的财富要增加，首先就应该是提高生产劳动产品的效率，即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密发现，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因素是劳动分工，他以那个著名的生产别针的例子，来展示同样的劳动投入，在有分工和没有分工的情况下，其产出效率有天壤之别的事实。斯密还解释了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国富论》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在任何引导或应用劳动的地方的更高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提高财富生产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劳动分工。
那么，劳动分工又是怎样产生并且不断深化的呢？
斯密论证出，人类的分工是由其天性中的某种倾向引导出来的。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交换。人类的基本的特点，似乎就是单凭自己的禀赋和能力不敷自己全部需要的种类和程度的物种。他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充分发展自己的禀赋和特长去生产出更多的某种东西，以便用这种产品从其他人那里换取自己所无法生产的各种产品。于是，分工和交换就形成了不断相互强化的良性循环，越是专务一业，生产效率就越高，从他人那里可换得的物品也就越多，劳动者的生活也就会日益改善。
因为劳动分工源自交易的力量，所以，分工的程度也就决定于这种力量的大小和强弱，这叫做“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定理，后人叫它做“斯密定理”。具体来说，如果市场规模太小，分工的好处就不能抵消分工的费用，分工就不合算，生产者也就不会去发展分工；只有当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分工的好处才能实现。所以，即使分工源自人类天性中的交易倾向，这种交易倾向如果不表现为必须的市场规模，那么分工的意愿也就不会变成现实。
如此一来，扩大市场规模就成为促进分工的关键。
货币的出现一方面是分工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刺激需求扩大市场范围和规模的重要因素。在分工这个前提下，没有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时代，人们处理剩余劳动产品主要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而这是十分不便的，也大大地阻碍了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无论在人类生活的哪个地域，何种文化圈，不约而同地，都会演化出贵金属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交易的成本，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所以，货币一旦出现，就成为连接分工与交易的重要纽带。
在分工的时代，货币的确定，使得人类有了表征物品交换能力的统一手段和标准。处在不同分工链条中的生产者，和其他人交换剩余产品所商定的比例，就是商品的价格。在斯密看来，决定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的情况，它的辛苦和麻烦程度以及应付复杂性和培训必要技巧所需要的付出。所以，归根结底，两者产品之间的交换其实就是两个等量的劳动付出之间的交换。劳动成为决定产品交换比例，即价格的基础，也就是产品的价值的来源。
由于任何实际的生产活动，不仅涉及到劳动的付出，还需要有其他要素的配合，如工具和材料的投入、土地的投入等等。这些投入需要相应的补偿才能可持续，经济体系也只有在各种要素获得合理报酬的情况下才能够良好运行。一种劳动产品换得的其他产品，就需要分解成为三个部分予以分配，它们分别是劳动的报酬，即工资；土地的报酬，即地租；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即利润。在劳动产品中，工资、地租和利润以何种比例进行分配，决定了财富生产体系运行的好坏。
斯密认为，在理想的状态下，分工经济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产品的销售价格都应该等于各种合理的生产要素投入（或其合理报酬）的总和。也即是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相等。但是，由于各种自然或者人为的因素，市场价格常常会偏离自然价格。这样就会造成一定的短缺或者浪费。但是，斯密相信，在一个自然自由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体系中，产品的市场价格必然会与自然价格相一致，每一种要素的市场价格也会和它们的自然价格相一致。依据于以上的基本模型，斯密依次讨论了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决定。
以上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中讨论问题的主线。应该说也是整部书的精华与核心之所在。
斯密在第一卷讨论分工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劳动分工和生产工具的进步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所以分工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资本品的积累及其使用。资本不仅其自身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手段，也是劳动技能提高和土地质量改进的重要手段，所以，资本对于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财富生产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功能。正因于此，斯密在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全面讨论结束以后，立即用了整一篇的分量来系统地考察了资本的性质、资本积累和资本使用问题。
在这一篇中，斯密详细地定义了资本的性质、种类与功能；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还讨论了资本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合理匹配；考察了影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特别是，斯密在这一篇中详细地研究了资本投到不同产业部门对一国财富生产的效应，讨论了国际贸易与国民财富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与劳动匹配比例如何决定等事关财富生产的动态问题。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价，如果说，《国富论》的第一篇是构建了一个分工与交换互动的经济体系的整体的静态模型，那么第二篇就是讨论经济发展的动态方面。这两篇内容构成了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干。
第三篇虽然也讲到了某些原理性的内容，但主要是用历史材料来解释和补充此前理论所阐述的内容。第四篇则是以斯密自身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为根据对他以前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分析批判。斯密把这一篇中绝大多数的文字花在了批判重商主义上，因为，在他看来，重商主义理论体系是当时一系列错误立法和政策的总根子，必须在理论上拨乱反正，为此值得大书特书。
如果说前四篇，斯密讨论都是围绕一个国家人民的收入和开支是如何决定这个问题来展开的，那么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斯密讨论了国家（或君主）的支出和收入。在这里他把自然自由体系中政府的必要功能与其收支结构加以结合来予以讨论。
《国富论》被后人作为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之作，但如果我们以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范式去衡量，会认为它的结构似乎不尽完美。斯密不是为了创造理论体系而写作的，他是为了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而进行理论研究的。《国富论》中之所以用数十万字去考察历史和学说思想、抨击重商主义的各种政策主张和实践，原因也在于此。明白这一点，我们也会就理解《国富论》的理论架构以及篇章安排方式。
四
第三、卓越的叙事方式。《国富论》出版以后，可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堪称思想观念有效传播的经典案例。人们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仅在于这本书中所主张的观念在读者看来非常有道理，而且在于这本书的讲道理的方式很特别，容易令人认同。
《国富论》出版那一年，斯密的挚友大卫·休谟已经病入膏肓，但他依然第一时间阅读了斯密的这本新书，并于1776年4月1日，从爱丁堡给斯密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写得好！真出色！亲爱的斯密先生：您的著作真让我爱不释手，细读之后，我焦灼的心情一扫而光。这是一部您自己、您的朋友和公众都殷切期待的著作，它的出版是否顺利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现在我可以放心了。”“它有深刻的思想、完整的阐述和敏锐的见解，再加上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实例，它最终会引起公众注意的……”。四月多月后的8月25日，休谟离开人世。休谟对《国富论》的评价非常精炼而中肯，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他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历史上对《国富论》写作方面的优点给予关注的人不少，穆勒、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这些经济学的大师毕生都在学习模仿斯密的写作技巧。对斯密经营文本方面的技巧感受很深并予以精准分析的人中，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是最著名的一位。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二编第三章“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家”中，熊彼特大约用了一整节一万三百余字对斯密和《国富论》做了评论。他对斯密的分析水平和创见，评价不高，但对《国富论》出版以后大获成功，既感到讶异也极力想弄清楚原因。这一节带着严重偏见的文字，仍然值得细读，因为，在熊彼特那儿，斯密理论创新能力的相对平庸与《国富论》异乎寻常的影响力，两件事情构成的反差，令他心情复杂。他极力从斯密的综合能力、修辞水平以及“媚世”的叙事方式等方面寻求答案。
他说：“虽然《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接着，熊彼特分析了《国富论》取得巨大成功的非学术的因素。“他（斯密）的智力水平，正好适合驾驭来自许多方面的浩繁材料，强有力地使这些材料受几条统一的原则的支配……，斯密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假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但他没有这种野心；他实际上不喜欢普通常识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的论述从未使哪怕最呆笨的读者听不懂。他对他们循循善诱，用平凡琐事和常见的事情鼓励他们，使他们始终感到很舒服……，虽然斯密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考验了读者的忍耐力，但他却没有考验读者的推理能力。他干得出色，不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也是因为他未能做的事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斯密常常鼓吹一些观点，从而使他自己的论点和材料显得很生动，这正是引起更多公众注意的方法。他时常把讲台变成审判台，对各种事物大家褒贬。而亚当·斯密的运气很好，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他鼓吹的是现成的东西，所做的分析也是为这些东西服务的。”）如果我们撇开熊彼特长篇大论里所抱有的一些醋意和偏见，那么他的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
科斯(Ronald H. Coase)曾在一篇演讲中说到：“《国富论》之所以成功并广受欢迎在于另一个原因——可读性。从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和在以后格拉斯哥的讲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写作艺术非常感兴趣（亚当·斯密的学生JamesBoswell）。……《国富论》能使读者饶有兴趣地阅读，它清晰、有趣、富有说服力。当然亚当·斯密的写作风格和现代的大部分经济学家迥然相异，因为现代的经济学家们要么不会用简单的英语，要么试图通过晦涩的风格表述更多的东西。”
因为主题的重大且热门，理论的严谨而简明，文体的生动、通达而优雅，因为雅俗共赏，《国富论》一出版就赢得了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乃至市民阶级的大量的读者，“看不见的手”成为妇孺皆知的著名隐喻。国际学术节已经有人关注，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在经济自由主义观念扩散和传播中具有的特殊功能。其中，从自然法、宗教、社会心理等方面进行解读的观点颇有意思。在《国富论》中，斯密暗示了存在着造物主（神）的意志——“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国富民强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的链条。可以想象，在十八世纪英国社会，这样的暗示是多么地能够打动各类读者。
特别地，当王室和内阁成员这些掌握了国家立法、政策制定权力的阶层接受了《国富论》的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就会助推相应的体现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实践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被认为历史性地成就了英美的强盛，因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其实践上的有效性也得到了验证。
有意思的是，一旦《国富论》主创的自然自由体系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则它的教条化、庸俗化机制也就自然启动了，以至于言必称斯密的人，从商人到官员，甚至是学者也不再重视阅读这部经典的原著，而是满足于“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的机械阐释以及把《国富论》当做行使制度化权力的工具。事实上，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流经济学家很少认真去阅读《国富论》。即使是像弗里德曼这样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据说也只读过《国富论》的前三章。“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的时间里，《国富论》在作者的祖国受到的多半是出于礼貌的尊敬。”倒是那些被作为异端经济学对待的那些学术流派的学者更加认真地研读《国富论》，比如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等等。
以《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化的这个过程，也基本上可以解释此后以凯恩斯《通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古典自由主义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