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出处】罗卫东 来英书院
意识形态是思想家对社会历史的片面观察，本身未必是科学真理，但必须要以某种意义上的正确理论为其背书。如前所述，经济学是自由主义的智力基础，经济学的“合理性”（科学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相关意识形态的内生稳定性的重要基础。
作为辩证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否定之否定这种动力学机制在经济学发展中同样会表现出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当代经济学的全部历史，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了基于片面化学术创新的革命，到超越片面化的综合的大剧。斯密以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创新到穆勒的综合，边际革命到马歇尔的综合，凯恩斯革命到新古典综合，等等。这些历史的行动都积淀出更加扎实的学理基础。片面的真理支撑的意识形态，是常态，也必然酝酿自我否定的变革动力。
1、早期的质疑：穆勒、麦克库洛赫和凯尔恩斯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自由放任主义或者说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逐渐主流化的重要时期。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质疑的声音开始逐渐出现了。一方面是萨伊、巴师夏这些经济学家对自由放任主义信条的体系性建构或者宣传普及，另一方面则是成分极为多样化的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个人和组织。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德国历史主义者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三种力量。从所谓的现代经济分析标准来看，这些反对力量都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外部。限于本文主题，这里不打算展开评论。
我们要稍加详细考察的是，在英国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地、自由放任已经逐渐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在这个体系的内部，逐渐形成并积累起来的反对力量。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伦敦大学的第一位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麦克库洛赫就曾经表达了对自由放任作为普世准则的怀疑。麦克库洛赫说：“在有些事情上确实可以依赖自由放任原则，但在许多事情上是根本不适用的；因此，如果不分实际情况都借助于这个原则，就会尝到机械模仿政策的苦头，而不是尝到政治家或哲学家观点的甜头”。大约20年后，凯尔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态度更加尖锐，他说，自由放任的座右铭“没有任何科学基础”，只不过是一个“唾手可得的实践规则”。他们都赞成不要教条地秉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信条去做事，而是赞成政府实施范围更加广泛的干预。很多学者都发现，很多社会事务并不适用于实施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遵循的基本原则，于是就主张现实的社会行动可以适当偏离这个普世的原则，或者为这一原则划出一定的例外。甚至约翰.穆勒（John StuartMill），包括后来的杰文斯（WilliamStanley Jevons）等人基于功利主义的立场，也支持或者包容具体事务中，可以适当偏离自由放任主义的信条。在整个十九世纪，实际推行的经济政策偏离自由放任的程度在不断扩大，纳入可以不采用自由放任原则的例外清单，也越来越长。
2、重量级的批评者：马歇尔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被公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表现出了另一个与此迥然不同的面相。他对自由放任主义持有深深的怀疑和担忧，相应地，他对国家和政府的作为予以相当乐观的认可。马歇尔对个人主义与自然自由是抱有极大的审慎的，他认为19世纪初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没有仔细研究社会经济生活中与个人行为相比的集体行为……过分夸大了竞争的力量及其迅速的作用”。马歇尔认为，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含义受到了一定的误解，它最初的意思是指“不应当干涉人们选择自己工作的自由”，不久之后，这句话就被曲解为“让政府维持他的警察队伍吧，但在其他事情上，就捆住政府的手脚，睡大觉”。但马歇尔看到了现实中变化：政府有益的干预扩大了范围，它能够利用庞大、微妙的资源来更好地发现利大于弊的公共事业之所在，而教育的普及使得权力的滥用得到了更好地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中央和地方力量的协调和互助，政府有更大的力量来有效地执行它所作出的任何决定。现在人民能够统治他们的统治者，并制止权力的滥用和特权，马歇尔认为，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似乎表明，政府或国家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1907年1月9日以“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为主题的最后一次演讲中，马歇尔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口号进行了新的解释：“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让政府去做那些至关重要的工作，这些工作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做”。这些新的工作显然包括了像花园城市那样的城市规划工作，以及保障居民及其子女呼吸新鲜的空气，沐浴阳光以及在丰富的自然景色中散步的权利：“公共当局刚刚开始意识到他们职责的紧迫性，提前制定出哪些城市应该发展的地面规划，这是一项对后代的健康和幸福最为重要的任务，它比任何其他任务都能轻易地由权威完成，个人的努力在这里无能为力”，同样的，马歇尔坚信，“只有国家才能使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达到普通人（ordinarycitizen）之所及”。
可见，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创始人、被认为十九世纪末经济自由主义旗手的马歇尔，并不是一个后人所定义的那种典型的自由放任主义这。他对自由经济的局限性以及对政府的积极功能所持的开放务实态度超出了他的绝大多数后继者的想象。
但是，在马歇尔之前，来自英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部的所有质疑或批评，都没有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学理基础形成真正的挑战和威胁。直到霍布斯和凯恩斯的登场。
3、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激烈反对：霍布森
作为几乎与马歇尔同时代的人，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表达了更为激进的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他关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数量庞杂的作品，以对“消费不足”、“过度储蓄”及其政治经济效应这一主线的各种演绎为特色。与后来的凯恩斯不同，霍布森坚持，过度储蓄所导致的消费不足会带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化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消费不足而试图转向殖民和拓展海外市场的必然产物。但是他坚决反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是呼吁从改善内部的分配来促进消费，并进而实现对过剩产能的消化吸收。为此，他主张应当放弃宏观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原则，实施政府对分配事务的干预。
正如后来不少研究所指出的，霍布森对自由放任必然导致总量失衡的宏观经济学机制的关注和考察是远远早于凯恩斯的，他对经济自由主义学理基础的所持的尖锐的批判和系统的清理，也是凯恩斯革命爆发之前的那个时代最具影响的。我们不妨把霍布斯视为边际革命之后、凯恩斯革命之前，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内对经济自由主义进行全面反思和批评的最值得重视的经济学家。
4、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者：凯恩斯
当然，最终给予自由放任主义以致命打击的是凯恩斯，而《通论》是终结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致命武器。不过，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及其学理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之意其来有自。在《通论》前十年，1926年，他就撰写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这一长篇论文，对自由放任主义做了相当全面而有深度的思想史梳理，并提出了极为尖锐而坚决的否定。
凯恩斯认为，自由放任主义走向终结，根源还是在于其思想体系本身的问题，其中主要的理论教条，经不住多样性的现实情形造成的各种考验和挑战，变得越来越丧失解释力，是最重要的原因。“思想和感觉上的混乱，造成了语言的混乱”。凯恩斯指出，那些时常作为自由放任主义根据的抽象或一般的原则，一般是站不住脚的。他说：“认为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一向拥有‘天赋自由’，这个说法是不确的。世间并没有‘合约’，对于有所占有或有所取得的那些人，曾给以永恒权利。说是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互相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说是两种利益实际上互相一致，这个说法也不确，在下界并不是这样来管理社会的。说是开明的利己主义总是为公共利益努力的，这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结论。况且利己主义一般也不是开明的；当个人各自从事于争取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时，往往会过于愚昧，或过于脆弱，甚至连这方面的目的都难以实现。经验没有能证明，说是当许多个人组成一个社会单位时，比他们单独进行活动时，其精明干练的程度一定会差些。”在这一段不长的话里，凯恩斯用了七个加了着重号的否定词，否定了几乎全部自由放任主义的抽象原则。不过，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凯恩斯尚未提供自己的替代方案。
凯恩斯在以《通论》为核心的大量作品中，力图提供一个新的“一般原则”去代替他予以否定的那些构成古典自由主义一般原则的基本观念和思想。这个新的一般原则就构成国家干预主义这一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从1936年《通论》到1948年萨缪尔逊(Paul A. Samuelson)《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全面吸收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前后不过12年时间，按照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的说法，经济学同行如此快和大规模地投向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谱系》认为，建基于凯恩斯主义这种学理基础上的国家干预主义是一种新（new）的自由主义，一种与古典自由主义有着重大（甚至于根本）差别的自由主义。
凯恩斯革命的产物就是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意识形态，不仅掌握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甚至也瓦解了古典自由主义阵营。1936年《通论》出版以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世界的主要工作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甚至作为对立面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继任者们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索也是要回应凯恩斯提出的问题，所以，连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都说，“今天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写“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时候，他的经济学体系尚未进入到《货币论》的阶段，更遑论《通论》，但是他对古典自由主义一般原则的批评是切中肯綮的。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凯恩斯明确地表达了要革新观念的意向。还给这样的革新行动确定了一个目标：“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至于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他这里所谓的“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当然还是他十分钟爱的建基于西方文明观念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凯恩斯说：“促成下一步行动的，决不应当是政治煽动或不成熟的实验，而应当是思想。我们所需要的是在精神上做一番努力，来澄清我们自己的思想。”
5、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自由主义：对垒、交替与胶着
凯恩斯对古典自由主义一般观念和原则提出的尖锐批评，归纳起来无非是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个人的天赋（天性）与理性化能力，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所相信的那样完备；第二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自主决策和自由行动，未必会像古典自由主义所坚信的那样会自动导向公共利益，只要采用自然自由的经济体系，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就不仅不存在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第三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一个社会单位的理性化能力一定不如个体的观念也是没有经验证据支持的观念。
我们知道，在《通论》中，凯恩斯尝试以更加贴近经验事实而不是抽象原则的人性观来为新理论提供基础，提出三大心理“规律”（现象）来质疑建立在自由放任主义观念基础上的经济分析体系。他力图论证，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总供求缺口是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稳态均衡，而不是某种偶然的失调。放任自由价格制度自发作用，并不能够自动地形成稳定的充分就业均衡。必须要引入某种自由价格体系外的力量，采取干预的方式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对古典学派自由主义经济观念的批判，不在细节而在根本问题上。
但是正如后来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只是基于局部经验的带有直觉性、想象性的假设，而没有成为普遍的科学化的“事实”。以严格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凯恩斯经济学的新的人性基点依然是不可靠的。同样，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也试图揭示，过往的历史中发生整体性经济危机这类意味着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不能自动协调的悲剧，其实是自由放任的体系未得到彻底实施而造成的。此外，大量的研究集中证明，即便市场存在失灵，也不意味着政府自然有效，政府失灵的情况在现代社会比比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几乎所有派别（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的作品都是以哲学或者实证方法去攻击凯恩斯主义的学理基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直到世纪末的近20年时间里，凯恩斯主义疲于应付，几度生死垂危，但最终又起死回生。两种自由主义乱战的胶着状态，很可能意味着双方手上掌握的都只是片面的真理。
直至目前，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垒，包括学术论战和争夺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斗争，互有胜负，似乎哪一方都没有获得绝对的彻底性胜利的希望。而且两者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自身逻辑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交替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