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出处】罗卫东 来英书院
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进入到了新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双方相互攻伐、互不相让的僵持阶段，不仅造成了观念的分裂，也导致了政治经济的动荡。不仅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问题，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波及到了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因此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
弥合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刻分歧，形成适合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现实要求的基本统一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和观念体系，不可避免需要进行一般原则和观念的再建构，以便形成具有基本共识的学理范式。
在我看来，现时代进行这个工作需要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的共同问题
首先是人的理性以及理性人的假设及现实反应的稳定可靠性问题。早年，凯恩斯就在《通论》中集中地表达了对完美理性人假设的质疑并高度关注真实的人性表现。稍后，赫伯特·西蒙(HerbertAlexander Simon)从人的能力局限出发质疑完全理性假设，而提出有限理性理论，自那以来，部分地以此为基础，我们看到弗农·史密斯(VernonLomax Smith)、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特维斯基(Tversky)、塞勒(Richard Thaler)、普洛特(Charles R·Plott)等开创的行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开展批评、纠错、补充和调整。这种以认知科学（近来甚至延伸到脑科学）的观念、方法和工具开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日益被吸收到当代经济科学中。目前看来，在当代经济学中，作为思维方式的“理性”，没有在根本上被放弃，而是引入了情境和场景的作用做了各种限定，从高度信任的假设退居为经过调整基本可用的范式。但是，这个经过调整的打了补丁的理性假设，已经难以承载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大厦。
其次是自然自由的市场机制（自由价格制度）的现实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与理性人假设高度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两者所关涉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理性人假设要面对的是人性是否能基本保证自洽的、基于自利心的行为逻辑贯穿在一生的所有方面。而自然自由的市场机制则解决的是包括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内的整体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否可以自发地实现并稳定保障的问题。关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各种外部性效应的情况下，自由价格制度或多或少的失灵，几十年来的研究已经积累起来很多的多样性的确凿证据。其中，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即便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是完全理性的，或者正因为大家都是完全理性的，市场的失灵才不可避免。此外，关于经济主体的部分理性、非理性、反理性行为与自由市场效能之间的关系，也有各种实验进行了研究。
再次是存在报酬递增效应的经济活动与自由市场如何兼容的问题。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最基础也是重要的论题就是分工与经济增长。《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论分工”。对分工问题的重视，可以说是斯密经济学的最大特点。对此，熊彼特曾经说过：“无论在斯密之前还是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我认为，斯密如此高度重视分工，是因为在他看来，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在现代经济生活及其长期动态增长中，分工，它一头连着供给，一头连着需求，是链接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的纽带，是经济生活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人类经济行动。如按照斯密对分工重要性的定义，那么经济学的几乎全部重要问题都应该围绕分工来展开。但是斯密以后经济学却并未对分工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反而沿着比较静态分析的路径一路走下来。忽视分工的一大隐患就是对经济生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缺乏研究，既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有效的产业组织及其经济效应，也无法合理地解释财富的长期增长，更不能把分工和报酬递增的机制完美的内化到新古典经济学逻辑体系之中。穆勒、马歇尔都非常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马歇尔。但终其一生，马歇尔也没有能够完成他的夙愿。边际革命的主观、静态和偏向交换问题的经济学潮流，冲击甚至淹没了极少数有识之士在分工问题上的努力。甚至在阿伦·杨(Allyn Abbott Young)于1927年发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后，局面仍未得到应有的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的忽视，既有问题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分析范式方面的原因。从前者看，我们只要明白，一旦把报酬递增机制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则最大化均衡和增长收敛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结论就无法从自身的体系中推演出来，那么建立此基础上的自然自由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信条也就面临重大危机。从后一方面看，在超边际等非线性分析方法被引入到经济学领域之前，经济学家是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去处理分工及其报酬递增机制的实际逻辑的。存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世界里，自由放任市场机制运行的宏观后果是不受约束的马太效应，是经济竞争中的赢者通吃，古典自由主义所持的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会产生涓流效应的信念彻底不能成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桑塔费学派崛起以后，以布莱恩·阿瑟(W.BrianArthur，2018)为代表的复杂系统经济学，试图更加全面和系统地解释自组织自增强经济机制的原理，并力图将其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实现融合，但是，除了在内生经济增长研究方面有限地吸收了这一派的研究成果（比如P.罗默），总体上来讲，新古典经济学并未建立起可以同时覆盖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增两种机制的统一的经济分析体系。
(二)当代经济自由主义遇到的新问题
如果说以个体理性、有效市场、报酬递减这三个作为自由主义经济观念的支柱性假说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经济自由主义的“学理”基础将不堪一击。但这还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经济观念遇到的全部问题。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一些新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必须面对的。以我有限的观察和思考，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尚未形成有效的学说去处理这类问题。
首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基础上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其最严重的表现形态是生态环境灾难和公共卫生灾难，自由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应对这种灾难。产权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试图以私有化自发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学理来做出应对，但并没有获得可靠和稳定的实证研究支持，相反的证据倒是有不少。目前似乎还没有一种有效的学理来予以圆融地处理，并给人带来解决问题的信心。在这里，非线性自增强机制再一次成为对自由放任主义观念的严重挑战。
其次，数字时代加速到来以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数据、算法、网络效应等已经成为新经济的基本要素，而这些新式无形要素具有迥异于实体要素的特性和功能，这意味着在此基础上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所有方面都会形成全新的形态，数字经济的逻辑范式将对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新的全面的挑战。在这个方面，如何解释网络效应与报酬递增的联动机制及其资源配置效应，是一个亟待自由主义经济学正视的现实问题。
再次，目前任何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体系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居于两者之间的很多种新的经济组织方式被设计和创造出来。依赖经济学的专业技术，目前政府或者企业可以通过机制设计创造出新的市场组织，市场已经不再都是古典意义上的自发演化出来的经济秩序，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领域，绝大部分市场都是人工设计物。另一方面，自由市场机制孕育出来的巨型私人组织逐渐具有了某种准政府的特性，甚至在某些方面与传统政府体制联手行使某种政治功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固守政府市场两分法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将难以真正有效应对这一新的现象。关于这一点，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和米德玛(Steven G. Medema)指出：“尽管自由放任思想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其内涵已经与20世纪初的流行观点大相径庭了，更不用说19世纪的流行观点了。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中央银行根据稳定经济活动的规则进行操作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讲，几乎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争论集中于应当接受什么规则，而不是是否应当有规则。在微观层面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考虑周详地创立了一些新的市场，包括金融期权和碳排放市场，市场活动的范围出现了显著的扩大。这些市场不仅仅是监管重点：许多新市场是由政府设计的，而且一般都是根据经济学家的建议。此外，政府的规模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形，政府契约成为了许多商业活动的内在部分。在这种环境下，还质疑是否要对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作出传统的区分，已经变得落后于时代发展了。……大量国际组织的增加，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使得有关自由放任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自由放任是适合于国家政府还是只适用于私人组织？还有一个问题，在现今世界，许多私人公司通过与政府的联系而取得很大的发展。”
(三)贯穿于一切时代和各种经济形态的共同问题
如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幸福问题这是摆在一切时代、任何国家面前的共同问题。客观地说，秉持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先行国家曾经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上取得了历史性的重要成绩，无论实际上这样的成绩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否像自由主义者声称的那样密切。但是，我们也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各种矛盾在积累中加剧的趋势，由经济问题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失业、收入分配不公以及各种形式的贫困依然顽固地存在，在某些时期甚至非常严重。这使得人们对自由主义政策体系能否彻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与此相对比，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时间更短、更年轻的经济体，则因其更加务实而非非教条地处理经济社会问题，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卓越表现，为世界提供了一种非自由主义的制度选项。这使得经济自由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竞争中所积累起来的“话语优势”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自由主义观念不再具有早期那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根本上来说，正如马克思早就发现并揭示的，建立在私人财产制度和市场竞争体系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形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解放与发展的重大需求。不仅如此，作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的那些东西，不少已经被历史证明为是不仅无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反而会加剧这一困境。比如，在经济自由主义加持下的资本无序扩张，常常带来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人性的异化。在宏观尺度上，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体系下，经济的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都无法切实保证。至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坚信的基于自由企业制度的长期经济增长机制一定会体现出共同富裕的效应，这一点已经被现实无情地否定了。
全文小结
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从它登上历史舞台，一直在不断地经历着各种类型的考验，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学术质疑声中，依靠不断地扩大例外事项的清单，以及通过打补丁的方式，勉为其难地维持其学理和道义上的正当性。与新型经济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相比，这一体系的绩效表现也未表现出人们所期望的优势，尤其是当面临极端化的自然与社会情势考验，它的响应能力更加令人失望。它对政治和社会的实际影响力都在沉浮中不断弱化。上述这些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正如凯恩斯主义已经如此深刻和有机地融入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也在影响着其他观念体系，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观念和政策体系。在转型经济国家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现象的普遍发生。但是，在当今时代，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主义），无论表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似乎蜕变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已经很难获得大众的认同，更难以体现为经济政策的具体实践。
毋庸置疑，在西方现代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和文化语境中，“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依然是核心价值观，是具有“自证正当性”的基本观念。作为一种生长在近代启蒙哲学之中、具有极强内生性的“普世精神”，它已经沉淀为西方世界的稳定信念，其逐渐具有的“公理”特性。作为自我定义的元理论，任何来自现实世界的经验材料都不能对它的正当性构成真正的否定，卡尔.波普尔意义上的“证伪”机制对它的学理合法性并不构成有效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放任主义的一般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般的信念，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默认配置。
而另一方面，在更加现实的社会层面，自由放任主义借以表达其价值观的实现方式，则会呈现出多样性。新自由主义甚至可以被当作是自由放任主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一般原则与现实宏观经济的运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仔细辨认，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而是有无数种表现形态组成的光谱，它的一端是大卫.弗里德曼（DaividFriedman,1989）等人创导的主张极端自由放任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而另一端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规则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乃至偏右的民主社会主义等。中间地带包括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以及冠以“Neo-”，“New”，“Post-”的各种凯恩斯主义。还有一种是正在从行为科学的理论形态转化为制度设计的新型自由主义，是塞勒和桑斯坦在名为《助推》的系列作品中极力宣扬的“自由意志的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或“自由意志的温和专制主义”等等。就其对自由选择这一基本观念的信念而言，这些学派彼此之间的差别远没有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大。这些自由主义都在争夺新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谁能够最终胜出，取决于谁提供了具有最大解释力和包容性的新的经济学原理。
无论科学竞争的最终结果如何，现实的经济世界终归是要以理论能否解决实际的问题，能否助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来确定理论正当性的。被恰当定义的个人自由、合规范有调节的市场竞争机制、有为且有效运行的政府，这三者在具体国家和特定情境下的相互协同，形成适合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用体系，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希望采用的改革选项。
当然，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体系（模式）并一以贯之予以实践，这或许更不容易，需要有伟大的政治领袖和强大的政治组织作为其前置条件，而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当然也超出了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能应对的范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