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出处】罗卫东 来英书院
按：本文是我给吴红列博士的学术专著《作为自然法理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哈奇逊、休谟到亚当.斯密》所做的序言。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今天的经济学脱胎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后者的开创者是亚当斯密。和启蒙时代的许多大思想家一样，斯密是以一个道德哲学家的问题意识、知识背景和研究技艺进入到社会经济领域并对其进行体系性解读和理论建构的。他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其道德理论在经济事务上的一个推演、一个应用。
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亚当.斯密，之所以如此关注和重视经济问题，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自身的重大关切。前者是指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对当时各奉行该主义的相关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错误的观念和理论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来予以清算和代替；后者则是指斯密自己在何为好社会，如何才能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基本上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法国之行，使得斯密意识到尽快创作《国富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原因，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密切联系斯密所处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要准确地理解他的道德哲学。
然而，我们见到最多的做法，是经济学家以现代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背景返回去解释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其结果，往往是轻则牵强附会，严重的则是误解和歪曲。比如，很多学者就是从现代经济学自利人的假设，从效用主义的行为特征等角度去解读斯密的经济思想，并将其推崇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最近几十年来，通过返回到原始文本，以及最大程度地复原历史情境，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表明对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启蒙思想家的简单解读是危险的，其结论不仅有可能流于片面和肤浅，而且往往似是而非，贻害读者。
亚当.斯密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他塑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气质，并且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奠定提供了学理支撑。这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个人事件，而是多个方面因素在一个时代聚集到了一起的产物。洪特和伊格拉惕耶夫编辑的《财富与德性》一书就是集中考察苏格兰启蒙运动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早期历史之间关系的重要论文集。该书多篇论文的研究表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被创立并在最初阶段就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哈奇逊、休谟、斯密这些苏格兰启蒙思想运动的领袖们在特殊历史情境下产生的特殊问题意识。具体而言，这些思想家，无论彼此之间在知识背景、个人气质以及社会政治地位具有多大差异，都关心一个极为迫切而深刻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经济又相对落后的体系中，如何能够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进步，达到国富民强。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来源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祖国-苏格兰这样一个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在1707年与经济上先进的英格兰实施合并这一历史变化。当然，这本书所涉及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发源的某一个历史侧面，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早期问题意识的时代特性。通过这一类的文献，我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的历史现实性和内部复杂性有一定的了解。这个方向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地推进。
另一方面，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道德哲学方面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的话题。当我们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亚当.斯密身上时，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史的开放、演化和积累的特点就会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亚当.斯密无疑是一个具有很强原创力的思想家，但他留给历史的最为卓越的贡献则是把直到他时代的各种思想进展出色地整合成为一个统一而内部自洽的理论体系，完成了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最成功的综合。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断言，《国富论》中几乎所有的理论观点，都不是斯密的原创。在斯密之前，配第、达维南特、约翰.劳、康替龙、孟德维尔、魁奈、休谟、加利亚尼、斯图亚特、杜尔阁、布阿吉尔贝尔，已经在若干具体的方面提出了理解新的经济生活的概念和理论，开启了从重商主义经济学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过渡，有的，如康替龙、杜尔阁和斯图亚特甚至写出了十分系统的著作，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具有斯密这样的伟大的理论综合力，当然也没有斯密这样的文字表达力。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理论任务，一方面是重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史，即重新梳理和定义，在斯密之前有哪些人、在哪些方面提出了重大的理论创见；另一方面，则是要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解答，为什么是斯密而不是其他人成功地完成了理论综合。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斯密拥有如此强大的理论综合能力？
我的回答，是斯密的道德哲学！正是这个道德哲学为其创建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大厦打下了基础。众所周知，作为斯密道德哲学代表作的《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初版，比《国富论》早了17年。此后一直到1790年，31年的时间里，先后修改了五次，出了六版，一直到临终前几个月还在为修订第六版而操劳。他花费在这部书上的精力，无疑大大超过了《国富论》。我认为，他如此重视《道德情操论》，是因为在内心中赋予其重大的理论使命，对其抱有历史性的期许。与《国富论》相比，《道德情操论》不仅理论上更加严谨完整，结构也更为合理。按照情感、正义、良心、效用、习俗、德性的叙述线路层层递进、逐步演绎和提升，宛如巴赫的协奏曲。吊诡的是，这部斯密花费毕生心血精心雕琢的伟大作品，却在斯密身后一两百年里知音寥寥。世人一度只识得作为《国富论》作者的亚当.斯密，完全不知道斯密作为伟大道德哲学家的本来面目。真可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道德情操论》承载了斯密巨大的学术雄心。正如他后来在《国富论》一书中所要做的那样，他试图对此前的道德哲学进行理论综合，创建一种新的道德哲学体系。
在这两部作品中，他都显示出了明确而坚定的立场，在《国富论》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重商主义，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则坚决地反对简单功利主义。斯密试图超越他以前的那些道德哲学家的学术局限，形成更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新的道德哲学体系。所以，很难把斯密归诸于道德理论传统中的哪一个学派或者哪一种主义。在《道德情操论》第七卷，即该书的最后一卷，斯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自己的理论与前人的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向以谦谦君子的形象示人的斯密，摇身一变，表现出当仁不让于师的学术气概和魄力。他全面地梳理了道德哲学史上那些著名的思想家的贡献，并把他自己与这些前辈做了比较，指出了各种异同点。他以自己的理论体系为支点，不仅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思想家以及晚期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斯多葛学派进行了评论，还对距他的时代较近的霍布斯、洛克、孟德维尔等重要人物进行了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斯密还就自己与敬爱的老师哈奇逊、挚友休谟的学术联系和区别做了仔细的阐述。应该说，他对自己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创新和贡献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
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讨论了完全不同的主题，前者讨论道德问题，而后者讨论利益问题，前者以具有同情心的利他主义个体为理论演绎的出发点，后者则是以自利的理性人为理论体系建构的出发点。人们也都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别甚至是深刻矛盾所困惑。有人一度因此而怀疑并指责斯密剽窃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成果。随着《法学讲义》听课笔记被发现，这个怀疑才不攻自破。然而，即便如此，笼罩在斯密头上的疑云并未消退，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斯密问题”的困惑也未得到彻底的消除。不少人对如何解释这两部看似相互抵触的作品都出自一人之手，都是一个视学术名声如生命的十八世纪英国绅士的代表作这一点，束手无策。
我们需要寻求侦破这个“学术公案”的证据链。由于斯密去世前命人销毁了大量手稿，也似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与外界的通信也不多，所以，《道德情操论》、《法学讲义》、《国富论》这三个重要的原始文本，就成为后世解读斯密真实思想所能依据的仅有的可靠文字材料。
我的博士生吴红列是从法学转向经济思想史的，多年以来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与自然法理学的多样性的、内在的关联，并进而考察这种自然法理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他的这本博士论文，尝试勾勒出自沙夫兹伯里开始至亚当斯密，约一个世纪左右时间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学思想及其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影响。他力图从自然法理学的视角去审视斯密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尝试对两者做融贯的解释和阐述。
在这本博士论文中，作者把大量的篇幅用以考察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合宜性概念，将其作为连接斯密道德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桥梁。他的研究力图表明，斯密的合宜性概念是受自然法影响而形成的，具有某种深刻的自然法特质；基于这个认识，他尝试通过合宜性概念，更好地理解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价值与价格理论、分配理论和发展理论。他认为，对于把握工资、利息、地租这些重要经济变量以及彼此之间的联接关系而言，合宜性概念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指导作用。总之，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质上是其合宜性理论的一个顺理成章的推演，是他在理解经济事务方面的一个具体应用。
红列对这个基本认识并没有停留在猜想和假说上，而是广泛地搜集材料，对其做了力所能及的梳理、考订和求证。他的结论是否成立，自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学术评论。不过，据我所知，在国内学术界，他在这个主题上的发掘是较为深入和富有成效的。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具有学术价值。当然，本书作为经济思想史的作品，在使用材料的全面性以及论证的深度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史似乎也不例外，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人物、事件、思想，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此后历史进程的起点，它通过十九世纪而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联结。不仅如此，对中国这样处在历史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所面对的问题，仍然具有启蒙时代曾经直面的那些问题的某种特性，就此而言，说弄清楚了启蒙时代的事情，也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下的现实，把握未来历史演变的方向和机理。
寻求启蒙时代道德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经济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应将其视为简单的历史研究课题，也不应该视其为纯粹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关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理论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哲学基础，以及经济学如何与现时代形成对话与互动，经济学家该如何回应历史的挑战等重大问题。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是有助于加深学术界在以上相关问题上的思考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