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出处】罗卫东、 罗君丽 来英书院
（本文已经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
罗纳德•科斯（1910.12-2013.09）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关于制度和交易成本的真知灼见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缓慢发酵，已经逐渐融入人类的知识背景，悄然改变人们对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认识。但截至目前，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似乎并未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真正理解和认同。对科斯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学者们通常讨论科斯作品的英国味[1]及其所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2]，还有他所倡导的假设真实性[3]和所反对的黑板经济学[4]等等，但很少有人对他的方法论思想进行系统化。当然，就科斯本人来说，他似乎并不希望谈论“认识论”这样的高深话题，也没有预设目标要构建一个方法论体系，甚至不曾见到他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对自己的方法论思想进行系统阐述。但在对占据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持续反思和批评的过程中，他的确已经形成了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有着根本性分歧的、以经济学实质主义观点[5]为核心的，具有浓厚个人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一、科斯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产生背景
在科斯开始学术研究的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大西洋两岸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只是，此时的“新古典（neoclassical）”这一术语的含义已经发生变化。“新古典”，最早是由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发明用来描述马歇尔和马歇尔经济学把边际方法融入经济学分析特征的术语。[6]就马歇尔（1890 ）而言，他一方面接受边际方法和效用分析，另一方面秉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所开创的传统，认为经济科学是“运用强大的分析工具”来“研究与人类福利的物质必需品的取得和使用最相关的个体和社会行为”，[7]其精髓仍是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真正原因的研究。换句话讲，他追求一般化“经济学原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人类贫困等发展问题，所秉持的仍是以真实世界中的人和经济现象（economy）为研究对象的实质主义观点。
20世纪30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发表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的长篇文章，历史性地赋予了经济科学以全新的定义。这个著名的定义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分析的形式意义，而不是现实的经济主体以及实际社会经济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在罗宾斯的影响下，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完全抛开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忽略马歇尔体系中无助于精确阐述抽象的理论问题的实际知识，沿袭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的分析性定义，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研究人类目标与具有多种用途的资源之间关系的科学”。[8]在此定义下，“经济问题”转变成基于节约（economizing）原理来研究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逻辑关系，借此将经济学与涉及价值判断的道德哲学加以隔离，转变为研究人类选择行为一般性原理的实证学科。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罗宾斯的形式主义定义与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框架相结合的产物。以“稀缺-选择”这样的形式主义定义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形式化来构建适合于所有经济体系和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一般性理论或经济学“原理”，这似乎是实现经济学发展成一门“真正科学”的最优途径。正是在这样的愿景下，经济学家们的形式化努力逐渐演变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1948年，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出版了《经济分析基础》的著作，以数学方法全面地表述了迄今为止的基本经济学理论，以形式主义为特色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始成为经济学科发展的主流。此后，凯恩斯理论也被涵括进这一新古典分析体系，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至此，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此后，新古典经济学，严格地说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二、科斯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发展脉络
虽然科斯早年是在罗宾斯领导下的伦敦经济学院接受教育并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但他更多是受导师阿诺德•普兰特的影响，倾向于立足真实世界的英国经验主义经济学传统，而与致力于发展一般化形式主义分析技术的新古典经济学保持距离。我们发现，科斯早年也曾尝试过按照主流的形式化要求来写作论文[9]，但总体说，这样的尝试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无足轻重。他似乎对被称为“黑板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经济学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即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大道上飞速前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发展趋势之中，科斯也没有随波逐流。他继续坚持走他的路，即通过对实际资料（从亲身调研中获得的一手资料以及各种原始档案材料）的掌握、分析和提炼，努力地实现以某种特殊的解释性理论去逼近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的初衷。
在《在企业的性质》（1937）[10]这篇被引用最多的代表作的第一段，科斯就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心目中的经济学是那种能通过准确的定义和恰当的逻辑来刻画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这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几乎难以通过严格精致的数学分析技术予以建立。因为，真实世界中的人及其经济现象是如此复杂，绝非数学这种形式主义的分析工具所能胜任，不仅如此，数学工具的强行使用反而会严重阻碍我们对真实经济世界的认识。这意味着，现实经济世界与数学符号系统是无法建立起完美的匹配关系，两者甚至存在着基本的内在矛盾。处在这一矛盾之中的经济学面临着的选择似乎要么是保证真实性而放弃分析的效率性，要么相反保证效率而放弃真实性。众所周知，大部分经济学家选择了后者，即，牺牲研究问题的真实性，而追求经济学表达的精确性和效率。弗里德曼于1952年发表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为主流经济学的这一选择提供了方法论辩护[11]。这篇文章的影响巨大，使得形式主义的“实证经济学”在此后如雨后春笋一般迅猛生长，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学术潮流。即便如此，科斯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逐步放弃在当时炙手可热的数学分析技术处理经济问题，而是以观察、调研、概念化等最为“原始”的社会研究方法处理真实的经济世界。现在看来，也许在写作《企业的性质》时，年轻的科斯未必会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启的一条学术之路所具有的方法论重大意义，不过，在他此后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与形式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渐行渐远，最后彻底分道扬镳了。
在另外三篇人们熟知的《边际成本的论争》（1946）、《社会成本问题》（1960）和《经济学中的灯塔》（1974）[12]中，科斯继续使用《企业的性质》所提出的交易成本分析来讨论具体经济学问题，同时表达出自己的方法论思想与主流趋势越来越大的差异。在《边际成本的论争》中，他从交易成本的视角，证明被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推崇的边际成本定价的无效性，进而质疑经济学界对待经济政策问题时，所采用的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进路。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中，他再次从交易成本分析视角，证明庇古福利经济学对“有害影响”的分析所存在的逻辑谬误，进一步指出黑板经济学研究进路所具有的误导性，同时提出了替代性的比较制度研究思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科斯大胆把自己的方法论思想向前推进一大步，明确指出：发展一般性理论和普适性原理的可靠基础是研究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经济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而不是经济学家臆想出的“空中楼阁”。
人们很容易忽视科斯在1975年所做题为“经济学与相邻学科”的演讲。这个演讲，这个演讲的整理稿后来被收进了《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1994）一书[13]。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科斯自觉地梳理了自己的研究所坚持的方法与主流方法之间的区别，明确表达自己对经济学性质的非主流观点以及与新古典主义所遵循的罗宾斯经济学定义的根本性分歧。他主张应该以研究对象来定义经济学，而工具和分析方法都不过是服务于研究对象的。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不过是一种选择逻辑和一组分析工具，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经济学家为这种选择逻辑的进一步精致化和扩大应用的领域而投入了大量资源，但经济学在此方向上的发展却会因缺乏对真实经济体系本身的关注而丧失其内在的合理性，在面对现实时也表现得苍白无力。
此后，科斯在《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1981）[14]的演讲中对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提出大胆挑战，强调经济学的价值在于理解而不是预测，选择理论的标准不应该放弃假设的真实性。据我所知，这是科斯基于自己对“应该有的经济学”的认识上的自信对弗里德曼30年前那篇方法论文章的正式而严肃的回应。
科斯（1988）在第一本重要论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的序言以及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演讲中继续坚持对经济学主流发展的严厉批评，甚至呼吁经济学进行彻底的变革（Coase，1998，2002）[15]。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的思想来自科斯晚年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用和人性假设所进行的深入反思（1976,1978，等）。[16]他在年近古稀之时毅然返回到经济思想的源流和方法论主题，意味着他把自己的重大关切集中到关乎经济学发展的若干基础性、方向性问题上。
三、科斯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思想
科斯的方法论思想虽然散布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但它们之间具有发展的连贯性和递进性，这使我们有可能梳理出一个属于科斯的逻辑自洽的关于经济科学性质与方法的完整方法论思想体系。
（一）经济学的性质
科斯对经济学性质的基本判断，在科斯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这是因为对经济学性质的理解从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关于经济学的性质，思想史上有两种不同但都和经济（economic）涵义密切相关的观点：一是实质主义经济观，从经济实体（economy）的角度定义经济学。一种是形式主义经济观，关注人的“节约”（economizing）行为，基于抽象的优化原则来刻画经济学，其实质是把经济学看成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
科斯秉承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坚持实质主义经济观，认为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1984）[17]“研究真实世界中经济系统的运行”（1975）。而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系统是人们采取经济行动、进行经济交往的经济制度总和，包括企业、产品和服务市场、劳务市场、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国际贸易等等。同时，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和婚姻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其他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一起构成了人际关系的纽带，使人们得以实现相互的经济交往，并保证经济系统正常运行。因此，只有充分理解这些社会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并纳入经济分析，才有可能对经济系统有所理解。简言之，科斯以研究对象定义经济学的性质，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系统运行及影响经济系统运行的制度结构的学问。
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上，科斯将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作为自己的思想先驱。[18]他认为关注制度的重要性是斯密著作中被遗失的思想遗产：“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斯密仅仅是提倡使用定价系统，但通读《国富论》后，我们会发现，他是在讨论价格体系运行所依赖的恰当制度框架。”[19]科斯还通过详实的思想史考据证明马歇尔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正是在于理解真实经济系统的运行，“他坚信我们不应该研究‘与真实生活状况不符的虚构问题’……对于技术分析，只有在它有助于我们实现主要目标时，我们才应该对它发生兴趣。”[20]
基于这样的经济学定义，科斯鼓励经济学家与相邻学科的分工合作，进行知识对话，共同研讨问题。[21]但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帝国主义进入其他学科有本质区别。经济学帝国主义进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是要把价格理论的分析工具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试图揭示非市场行为下隐蔽的选择逻辑。而科斯提倡经济学家进入其他社会科学，一方面是因为真实的经济运行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不可分割且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不能正确理解经济系统就无法正确认识整个社会系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协助才是可以期待的，另一方面，真实的经济运行所依赖的制度安排，有着多个复杂的缘由，因此，要弄清楚这样的制度之所以发生和作用，仅仅经济学家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专家的合作。总之，基于对象的特定性质的真实世界经济学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绝不应该是形式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那种学术殖民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是彼此分工又形成紧密合作的新型关系。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之中，经济学才有获得健康发展的可能性。
（二）经济学的假设
最基本的层面上把握经济学的对象，离开假设都是无法做到的。经济学的假设是深入研究经济现象的必要抽象，但什么样的假设才是好的假设？这是经济学家必须面对的理论选择标准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科斯似乎从未表现出任何犹豫，始终站在了主流的对立面，强调有现实基础的假设的重要性，坚决反对为了追求研究的效率和表达方式的精致优美而牺牲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22]他认为，只有明确阐释其理论假设的现实基础，才可以避免由于对假设缺乏认识而导致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有利于经济学家在竞争性理论的选择中保持良好的判断力（Coase，1937）。）而且，强调假设的真实性将“迫使（force）”经济学家分析存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陷入研究想象世界的智力游戏中（Coase, 1981）。当然，科斯强调假设的真实性并非主张假设要完全真实，因为这既没必要也不可能，有很多合理的理由可以说明理论的假设不需要完全符合现实。科斯所反对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上述理由扩大，直到几乎完全忽视假设的真实性，接受与真实世界完全无关的理论分析，甚至在发现其分析无法解释真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就臆造一个他们可以解释的符号世界，并试图以这个虚拟的世界来取代真实世界。
在科斯毕生的学术生涯中，都在努力坚持对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进行考察并努力寻求具有更具真实性的假设。从《企业的性质》开始，科斯就认识到主流理论视企业为投入产出的黑箱是不符合现实的，他努力通过观察和探究真实世界，寻求符合现实的企业假设。这使他不但洞察到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重要性，更获得了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交易成本的存在。交易成本的发现，为经济学分析打开了一扇洞察真实世界经济运行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科斯及其追随者逐步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巨大保护伞下，所隐含的交易成本为零这一虚幻的假设前提。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等决策机构都更多的是一种符号，而和现实无关。因此，科斯要把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引入经济学分析。
科斯对新古典经济学交易成本为零的批判已经不容人们忽视，但他晚年对“理性人”假设的深入而广泛反思还远远没有被人们理解。在科斯看来，经济学要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人的心理异常复杂，偏好结构并非给定不变，绝非简单的选择最大化的机械程序所能模拟，新古典所做出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的假设既没有必要，还会产生误导。
他认为，人类天性是长期演化的结果，遗传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经济学应该以社会生物学对人类天性的研究作为分析起点。从社会生物学的视角看，“人类天性的结构包括学习规则（learning rules），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尤其重要。因为通过学习，我们能把经验转变成预期。人类天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有助于人类在其赖以生活的环境中存活下来（human survival in the conditions），而不是如（经济学）有时所假设的，是为了快乐（human happiness）。[23]科斯所强调的人类天性有点马尔萨斯味道，即人类偏好的形成是为了提高其生存适应性，而非是为了寻找快乐。
除了从社会生物学中寻求关于真实的人性假设，科斯还通过对经济学思想史的研究来驳斥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学术合法性。在《斯密论人性》（1976）中，他充分论证斯密不可能认同人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因为在斯密眼中“人实际上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不顾及他人；人能够推理，但未必以这种方式达到正确目的；人仅仅是透过自我欺骗的面纱来感知自己活动的结果。”
科斯（1986）在回忆好友邓肯•布莱克的学术贡献时，还敏锐地发现“如果以基因代替欲望，很容易看到，个体在可替代行动方案中的选择，事实上由一种投票系统所决定……委员会（或类似事物）理论能被直接运用于个体选择分析，从而，就可以解释个人选择中的非传递性的或者是循环变动现象。这种方法意味着要放弃经济学中常做的假设——即个体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且选择是连续的。”即使是在对至友乔治•J.施蒂格勒的悼文（Coase,1991）中，他坚持表达对施蒂格勒用理性效用最大化方法来分析政治行为的作法持保留态度。甚至在其临将生命终结之年，还积极与其助手王宁筹办一个命名为Man and Economy [24]的新杂志，敦促人们从实际生活中人的角度来研究人和经济。
的确，科斯对“理性人”假设的持续反思，使我们意识到，为了使经济学理论更具说服力，经济学者就不得不放弃“理性人”偏好结构不变的假设，放下改造其他社会学科的帝国主义热情，通过与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等学科加强联系并谦虚学习，来提高和充实我们对人类偏好结构的认识。
（三）经济学的研究进路
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中，人们很容易混淆研究进路（approach）与研究方法（method）的区别。研究进路很大程度是指一种研究取向和视角，是学者所采取的接近科学目的路线(way)。而研究方法则是指具体的操作手段，这就好比我们选择了路线之后，可以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来完成的路程。
就经济学的研究进路而言，科斯所反对的是黑板经济学，所倡导的是比较制度研究。黑板经济学的提法最早出自科斯1966年的《公共事业定价理论》[25]，是指大多数经济学家在面对经济政策制定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漠视真实世界的分析进路。具体表现为，经济学家论证经济政策时，“多与黑板上的图表有关，而不是考察这些政策在经济体系中产生的真实效果。”[26]。科斯（1988）对这个概念进行拓展，认为黑板经济学是指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时，所采取的这样一种进路：把心目中所想象的理想经济体系与他们所观察到的（或他们认为他们观察到的）拿来比较。再根据这种比较，建议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使实际的经济体系达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境况，却从不深入探讨如何去完成相应的改进工作。科斯（1991）进一步扩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指“经济学家研究一个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系统”、而企业、市场、政府、法律等制度都有名无实的分析进路。[27]
在科斯看来，虽然黑板经济学的研究进路需要经济学家高超的智力，也需要经过相当专业的训练，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助于提升经济学家的学术能力，但它对经济活动的认识显然是很成问题的。黑板经济学家在分析是作为参照系的东西（比如一般均衡状态、帕累托最优等）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这样的比较完全缺乏实际的依据。即使看上去相当精巧的结论，其实际含义往往不确切和不确定，在面对现实时也会显得却苍白无力。正因为如此，如果基于黑板经济学来设计政策，将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在科斯看来，真实世界中的实际经济活动是依托许多社会安排来开展的，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效果千差万别，经济学家应该做的工作是从逻辑上再现不同安排的具体作用机理及其后果，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比较。
具体做法是：首先，从一个与目前相似的情况开始分析；其次，探讨某种建议的影响；第三，分析在新的情况下，就整体而言是否比原来的情况为佳。在比较不同的社会安排时，他提醒经济学家要牢记两点：第一，会带来某些决策改善的现存体系的一个变化，很可能导致另一些决策的情况变得更糟；第二，必须将不同社会安排（不管是市场或是政府部门）的运作成本和迈向新体系所涉及的成本都考虑进去。科斯方法论的这个特征被威廉姆森这样总结：“因为假象的经济组织与实际操作无关，而任何可行的组织都不可能完美，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可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比较制度分析。”[28]
（四）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在新古典经济学日益演变为应用数学分支的时代，科斯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不但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使用数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完全没有使用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他在研究中使用的仍然是非常朴实和传统的概念化和理论叙事方式。科斯对一些追随者试图将研究成果形式化的做法深怀忧惧，并且在很多场合明确地表示了异议。他的某些言论[29]甚至让人觉得他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怀有敌意。
固然，科斯本人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自然没有多大兴趣，不过，通读科斯的作品，可以发现，科斯反感的并不是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分析方法，而是经济学家倾向于用数学而不是让对真实世界的研究推动经济学发展。在科斯看来，经济学中数学与理论之间的这种反仆为主、本末倒置的趋势正在使经济学日益失去与现实的联系，促使产生大量白痴专家（idiots savants）：技术过硬，但对现实经济问题毫不敏感、缺乏洞察力。
科斯（1975）明确表示，研究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这归根结底应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类型。因为他视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运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就应该以是否有助于正确理解真实经济的运行来作为方法选择的判定标准。他深信，不了解经济活动的事实，没有对这些事实的详细考察，就不可能有好的理解和解释，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学的进步。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身体力行，全力投身于具体而精细的经验性研究，通过详细的案例调查来发掘影响经济系统运行的真实因素，比如《英国的生猪生产和生产周期》（1935）、《英国广播业：一个垄断的研究》（1950）、《联邦通讯委员会》（1959）、《经济学中的灯塔》（1974）、《广播与电视传媒中的贿赂》（1979）《通用汽车公司收购费雪汽车厂》(2000)，《以费雪汽车厂为例看经济学研究》（2006）等，另外还有他对英国邮政系统和电力供应系统的公共垄断、美国发展天然气田的拍卖体系进行持续调查。这些典型的个案研究，每一篇都是充满远见卓识和不同寻常见解的金矿。他的经典之作《社会成本问题》和《企业的性质》更是其深入、广泛而细致的经验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这些作品也是全面展示科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案例。它们都体现了以下共性的要素：第一，甄选和凝练问题。好的问题意味着研究已经成功了一半。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找到好的问题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敏锐的直觉和良好的学术素养。第二，收集经验资料。现场观察、访问、社会调查以及文献研究来搜集经验资料，定性和定量的资料都很重要。第三，理论化。基础是概念化，需要对以往处理类似经验的概念努力进行评论，并尝试提出新的解释性的概念。“交易费用”、“社会成本”等都是科斯用来处理经济事实的著名概念，也是理论把握事实的出色尝试。第四，接受检验。概念化不仅意味着单个概念与特殊事实之间的匹配，也包括若干概念组成的概念结构与多个事实的结构的匹配，甚至还要处理动态的过程。这在本质上就是以概念系统去解释真实世界的一个学术程序，解释圆通了，则这一套概念化的假设就可以暂时接受下来，否则就需要另辟蹊径，开启了一种概念化的尝试。
四、科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
假设清晰（不必真实）、逻辑严密和定量严格，这是当代经济科学的形式特征。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只有符合这些形式特征，一项研究才可能被认定为是“科学”的。支撑这套形式标准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弗里德曼在其“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集中表述的科学方法论。应该肯定，经济科学之所以在科学的共同体内部获得高度的认可，与高度发达而成熟的形式分析工具体系的深度运用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年熊彼特在其洋洋巨著《经济分析史》中，把对分析方法的推进作为评判经济学家贡献主要依据的做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除非经济世界的运行呈现出与物理世界同样的全面严格性和长期稳定性，否则，以形式主义分析技术去探索经济运行就只能是经济科学的进路之一。它不仅不应该是全部，即便是作为主流也是相当可疑的。至于一些经济学家挟工具以令天下，自命不凡地试图改写全部社会理论的殖民主义态度，更是没有任何理由。
科斯，在这样一个数理经济学独霸天下的时代，顽强地坚守着自己对真实世界经济学的信念，不断发掘、坚持和发展着斯密、马歇尔等前辈的思想中被边缘化甚至完全被忽视的方法论，并且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巨大的原创性为经验研究方法重新赢得了荣誉。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经济学经过近两个半世纪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如果以数学应用于其中的范围和水平来衡量，它无疑是最成熟的社会科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的无冕之王。但是，这样的地位与它对现实社会的贡献相比越来越不相称。过度强调经济学的形式科学标准，无视理解实际经济生活所提出的理论要求，难以提出切实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建议，这使得主流经济学的正当性面临日益强烈的质疑。尤其在最近十多年来，不断发生的全球性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提出了更加严峻的理论考验，遗憾的是，主流经济学似乎未能经受住这个考验，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政府对它的不信任。
就事论事地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于事无补，我们需要的是认真深刻地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以及哲学基础存在的问题，寻求经济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经济学毕竟是一门研究人及其群体行为的社会学科，其终极目的不是发展起一种“非人的”、“科学的”智力体系，而是提供正确地理解人及其经济行动的范式。
回顾历史，在理解人及其群体的经济行为方面，存在着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差异巨大的范式。前者的哲学基础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善于设想、假设和想象某些典型的普遍性的世界，从一个抽象的、不存在于任何具体事物中的理论假设出发去认识、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实体和关系。唯理主义的学者推崇演绎的方法。后者则是强调个人的感觉系统带给我们的印象、知觉及其所构成的经验事实，以此出发去考察实体及其关系。持经验主义立场的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归纳和描述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实体及其关系。从地域范围看，似乎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更加表现出来唯理论的倾向，近代早期的重农学派，如魁奈，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洛桑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如瓦尔拉斯、帕累托等都是如此，这一系统的经济学家最大的特征就是非常重视运用数学语言来研究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英国的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似乎多半持有经验主义的立场，在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创始人那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居于支配地位。虽然李嘉图大大推动了唯理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发展。但是，直到19世纪末，经验主义的方法在英国学者那里仍然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马歇尔长期纠结于究竟是走经典物理学式的经济科学发展之路还是达尔文式的演化论经济学发展之路，但随着《经济学原理》的风行，接近物理学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上风，经过几十年的推进，最后被定于一尊。经验主义研究方法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成为经济学的异端。由于从学理上排斥了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合法性，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支柱最后只剩下了演绎法一种，经济学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理论内部的关系，经济学日益脱离真实世界，其实正是唯理主义研究方法一枝独秀的必然结果。我们发现，科斯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所坚守的正是消失已久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的巨大影响也来源于对这种方法的巧妙运用。在这个意义上，科斯的经济学方法不仅意味着经验主义研究的经济学方法传统的复兴，而且是这一方法的重大创新。科斯的工作，建构起了一种可以有效拒斥社会理论自然科学化的新范式，给经济学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支发挥应有的功能注入了新的刺激。
科斯的方法旨在体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应该有一种属于自身的理论诉求，而不能听任自然科学方法的殖民。[30]从目前情况看，科斯所承继并创新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传统要完全取代当下占据主流地位的唯理主义的方法体系，尚无可能，但是其内在价值正在为学术界所认识。尤其是在中国，科斯经济学所受到的重视是空前的和举世独有的，这也许说明了，更具经验主义认识论传统的中国人似乎也更加能够认同科斯的工作。
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经济转型，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进程，要准确地认识和理解这个过程，需要经济学家从科斯传承和创新的认识论传统中汲取资源。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符合“科学”标准的经济学，更加需要能够解释现实、理解现实和指导现实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因此，我们对科斯经济学的重视，不仅不应该削弱，反而应该加强。进而，我们对支撑科斯的经济学发现有着重要意义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资源，也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进一步加以研究。
[1]参见Posner, R.1993A. Ronald Coase and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7,195-210。
[2]参见RichardZerbe and Steven G.Medema，“罗纳德•科斯、英国传统和经济学方法的未来”，Steven G.Medema编，罗君丽等译《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第274-3112页，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3]参见Maki, U. 1998A. Is Coase a r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8, 5-31；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二集）附录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4]参见Maki, “社会科斯问题：规则性的经济学方法论与自由市场性质的经济学方法论之辩”，同2，第329-356页。
[5]参见 Wang,Ning. 2003. Coase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7(6): 807-29.王宁罗君丽，“论科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第98-100页，2014年第1期。
[6]参见词条新古典（Neoclassical）词条，《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第三卷，第67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7]参见Marshall,Alfred. 1890.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参见Lionel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2ed. London: Macmillan&Co., 1935,p16.
[9]科斯早期在几篇关于不完全竞争的文章中使用了主流的技术性工具。
[10]参见Coase, R.H.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4, N.S.386-405
[11]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参见罗卫东编：《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分别参见Coase, R.H.1988.TheMarket, The Firm, and The Law, p75-95,p95-157,p187-215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或参见科斯著，盛洪陈郁译，《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13]参见Coase,R.H.1994.Essays on Economics andEconomists, p34-47,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或参见科斯著，罗君丽茹玉骢译，《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14]参见同上p15-34
[15]参见Coase,R.H.1998.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merical Economic Review, vol.88,no.2,72-74
Coase,R.H. 2002. Why economics will change”, speech given at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Missouri, USA, April 4, 2002
[16]参见Coase,R.H.1994.Essays on Economics andEconomists, p95-119，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ase, R.H.1978.Economics andbiology: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Review,vol.68,no.3244-45.
[17]参见Coase,1984,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Zertschrift fur die gesamteStaatswissenschaft,140, 229-31.
[18]参见Coase,R.H.1994.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p75-95，p167-185，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同上p88.
[20]同上p175.
[21]同上p46.
[22]参见Coase(1937,1981，1988)
[23]参见Coase,R.H.1978.Economics and biology:discus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8,no.3244-45
[24]参见www.degruyter.com/view/j/me
[25]尽管科斯在此之前没有提出黑板经济学这个概念，但他事实上早已批评并呼吁改变黑板经济学了，如Coase(1937,1946,1960,1964等)
[26]参见Coase, 1966,The Theory of PublicUtility Pricing, The Economics ofRegulation of Public Utility,p100.
[27]后来有学者对科斯的黑板经济学涵义进一步拓展，如认为是正式分析可能面临教学上的危机的现象，或认为是专注于形式而以牺牲内容为代价的经济学之数学化。为使这个概念的使用更加清晰，我们主张使用科斯（1991）的定义。
[28]参见Williamson, O.E.1994. EvaluatingCoas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8,201-4
[29]参见Coase,R.H.1988.The Market, The Firm, and The Law, p185.p.185），科斯说：“在我年轻时人们常说，说起来太傻的话不妨唱出来。而在现代经济学中，傻话大概可以变成数学表达。”。
[30]参见罗卫东编，“导言”，《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第4-8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